經典教導與書院之任務
——21世紀書院發展形式暨首屆中國平易近間書院岑嶺論壇與會論文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初五日庚寅
耶穌2016年9月5日
一、引 言
“經”之為物，其義廣年夜，其澤深遠。《釋名·釋典藝》稱：“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欠亨，可常用也。”《文心雕龍·宗經篇》云：“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又《玉海》引鄭玄《孝經注》說：“經者，不易之稱。”《爾雅·釋言》：“典，經也。”可知，經典實為學之門徑、道之載體，凡是所說的“學統”、“道統”皆由其發端，賴其承傳。孔子之前，貴族後輩已有經典之教；孔子之后，六經之教遂年夜行于全國，無論官學、私學抑或家學，皆以經典為旨歸，注疏詮釋，代不乏人。中華文明之所以“淡于宗教”，一個很主要的緣由即在于，以禮樂教化和經典傳承為焦點的文教，承擔并發揮著宗教的責任與效能，經典中所明示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孝悌忠恕直、誠敬廉恥勇等價值，成為士年夜夫修齊治平、老蒼生安居樂業的“焦點價值觀”。在“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中，“經”部一向居于平易近族文明的最高端，即便異族主政之朝代，亦未嘗一日廢經。千年文教，福澤綿長，碩果累累，中華文明能歷數千年而不滅，山河代有人才出，物質文明與精力文明備極昌明，端賴有此一經典文明發揚蹈厲，涵養滋榮。
然降及晚世，列強環視，四郊多壘，國家平易近族積貧積弱，遭受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平易近族文明之自負跌至谷底，一大量有識之士感此巨變，進退掉據，乃紛紛以西學啟蒙為職志，對傳統文明疾之已甚，必欲滅之而后快。1912年1月19日，新成立的中華平易近國教導部公布《廣泛教導暫行條例》，規定“小學讀經科一概廢除1對1教學”。同年2月8日，上任伊始的教導總長的蔡元培發表《對于新教導之意見》，宣稱“舞蹈教室忠君與共和政體分歧，尊孔與信教不受拘束相違”，以此為廢除讀經辯護及張目。蔡元培師長教師在現代中國年夜學教導史上，是開風氣的一代偉人，但這一廢除讀經的舉措，作為全國性的行政號令，對中華平易近族是福是禍，實難一言以蔽之交流。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進芻議》，此文差未幾是一篇“白話文宣言”，以一種非常武斷的“進化論”思維，宣布了“舊文學”的“逝世亡”，“新文學”即“白話文”的“復活”。“新文明運動”狂飆突進之號角，就此吹響。1920年，小學語文課周全改用白話文。從此，中國的教導體系中沒有了經典教導，中華平易近族成了拋棄本身經典的平易近族，激進者竟把白話文視作洪水猛獸，甚至有“廢滅漢文”（錢玄同）、“打垮孔家店”（吳虞）等過火之論，誣妄之行。但是工作還未結束。1925年，魯迅在其雜文《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中說：“中國書雖有勸人進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便是頹唐和厭世的共享會議室，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許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般乖張偏執的文風、數典忘祖的議論，在當時卻成為“新青年”們文明反動的“風向標”，處世立品的“指南針”。中道難行，過猶不及，于此可見一斑。
隔著近百年的歷史煙云，再來了解一下狀況當年的這場“廢經”運動，禁不住令人喟然長嘆。不論別人怎么看，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蔡、魯、胡諸位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飽漢不知餓漢饑”。講座場地他們的豪言之所以振聾發聵、摧枯拉朽，恰是因為他們站在了“偉人的肩膀上”。換言之，假如他們從未讀過經典，不是博學多聞，他們的話誰會信任？仿佛“久病成醫”，“痛定思痛”，又仿佛受了騙的人禁止別人再次受騙，他們的話不僅擁有“政治正確”的說服力，並且很“悲催”，也很“煽情”。但只需換個角度想想，其觀點在邏輯上是不克不及自洽的。假如說經典有毒，他們早已是毒從口進，不可救藥，但他們后來卻都成了年夜師——他們所以成年夜師，誰能說不是拜幼時讀經教導之賜呢？問題是他們成了年夜師，卻不想讓后來人成年夜師，真是“豈有此理”！這幾位飽讀經典的文明精英，在一個“咸與維新”的時代，未能飲水思源，罔顧本身成才與讀經的因果關系，來了個釜底抽薪，應用本身的職權和影響力，以改革國平易近性、救生平易近于水火的凜然年夜義，剝奪了孩子們學習經典的權利，也割斷了經典教導的千年學統與文明命脈。從此，中華傳統文明靈根倒懸，“花果飄零”。
而一個更嚴重的后果是，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雖則以“布衣文學”相標榜，實則嚴重背離了孔子“有教無類”的教導幻想，與其說他是重視布衣，不如說是對布衣的歧視。試想，以為勞苦年夜眾的孩子，生成不克不及讀懂平易近族文明中的高端經典，只配學習白話文，豈不是堵住了冷門後輩通過學習進進精英階層的能夠性？這樣的教導理念一旦成為教導主流甚至教導軌制，它對整個平易近族的文明生態所起到的只能是“簡化”、“俗化”、“矮化”甚至“惡化”的感化。到頭來，“布衣教導”成了最廣泛的“愚平易近教導”。正如錢鐘書在《圍城》中所說：“從前的愚平易近，是不許國民接收教導，現代的愚平易近，只許國民受某一種教導。不受教導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受教導的人，因為識了字，上了印刷品的當。”
近些年很有一些人推重“平易近國國文教材”，但我看過那些教材后，并未興起“懷舊”的雅興，反倒覺得明天中小學語文教導的“低幼化”、“零星化”、“俗氣化”，恰是平易近國教材的進一個步驟“深化”，可謂一脈相承，其來有自。連反對讀經的傅斯年也認為當時中小學國文及歷史教材“淺薄荒謬”（《論學校讀經》）。沿著這條“選本教導代替經典教導”的羊腸大道走下往，是無論若何也走不到“中華平易近舞蹈教室族文明復興”的康莊年夜道上來的。
2005年，病中的錢學森發出“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追問。在我看來，錢學森所謂杰出人才，并非各行各業的頂尖專家——那樣的專家充其量也不過是個“器”——而是博文約禮、內外兼修、學貫中西、心懷全國的年夜師巨頭。這樣的年夜師，現代當然層出不窮，平易近國時期亦其數甚夥——彼時教導生態相對多元，官學之外，私學及家學仍然發揮主要感化，如余英時、唐德剛等都曾受過私塾教導——唯獨這半個多世紀，年夜師難得一見。為什么？蓋因教導生態嚴重板結、固化，官學獨年夜、私學式微、家學沒落，經典教導被從學校教導中連根拔起，平易近族文明之源頭死水無法澆灌下流，加上“政治教導代替思惟教導”、“應試教瑜伽教室導代替人格教導”、“灌輸教導代替親身經歷教導”等種種弊病，致使今朝的中小學人文教導完整功利化、東西化、格局化，教師只能解習題、考試之教學惑，而不克不及傳圣賢之道、授學問之業，這種“格局化教導”或謂“標準謎底式教導”的惡果是，學生的靈根慧性無從開發，甚至淪為知識容器，顢頇懵懂，“無知者無畏”，直至千人一面，“泯然眾人矣”。
二、不讀經典之十年夜流弊
值此傳統文明“一陽來復”之際，欲周全晉陞國人文明素養，培養平易近族文明自負，非深刻進行人格教導與心靈教導不成，而人格教導與心靈教導之落實，又必須通過潤物細無聲的經典教導。茲根據我個人多年閱讀和傳授經典的體會，總結出不讀經典的“十年夜流弊”，臚述如下：
流弊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
中華傳統文明，起首要人明人倫、行孝悌，然后才往學習文明知識，所謂“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其倫理品德，自成系統，歸根結底，乃在回應人之所以為人必須處理與協調的幾種倫理關系。擺在第一位的即為“人我關系”——別人和己我之關系。人我關系若何對待？是每人平生中要面臨息爭決之最年夜問題。人我關系處理欠好，就是凡是所說的“做人有問個人空間題”，人就無法“安居樂業”。孔子對待人我關系，更重視“低廉甜頭復禮”，律己嚴而待人寬。他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正人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正人求諸己，君子求諸人。”（求，責也）又說“見其過而內自訟”，“見不賢而內自省”，皆在闡明人我關系，不在責人而在低廉甜頭。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處理人我關系的黃金法則，不成須臾或離。此外，傳統文明中的“五倫”——即父子、夫婦、兄弟（或長幼）、君臣、伴侶——無不屬于“人我關系”。有其倫，必有其理，是謂倫理。孟1對1教學子說：“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君臣有義，伴侶有信。”恰是對人倫之理的出色歸納綜合。經典中凝結的人倫正理，無遠弗屆。不讀經典，經常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只知愛己，不知愛人；一切以自我為中間，無私狹隘，充滿戾氣，甚至視別人為“地獄”，殊不知，周遭假如皆成“地獄”，本身又怎能成為“地獄”？現在年夜學頻傳惡性事務，投毒、手刃同學者時有發生。就在此文寫作中，又傳北京某年夜學一年夜三男生，居然持刀殺逝世兩名舍友。受過高級教導者，居然這般窮兇極惡，當然有種種緣由，然基礎教導中人格教導的缺掉所形成的倫理價值的荒蕪，生怕難辭其咎。
流弊二：只知有己，不知有群。
儒家倫理中要處理的第二年夜關系即是“群己關系”，即群體和個體之關系。人是社會中人，無論在家還是在邦，皆需求面對在一群體、團隊甚至整個人類中個己若何安頓之問題，或許個人之特別好處和價值若何與配合體之廣泛幻想相適應的問題。假如說人我關系要舞蹈場地行忠恕之道，那么群己關系則當行仁愛之道。故孔子說：“泛愛眾，而親仁”；而其門生子貢則主張：“博施于平易近，而能濟眾。”“泛愛”與“博施”，皆為個體對于群體的應盡義務與基礎擔當。子路問正人之道，孔子則循循善誘，一連說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蒼生”三個分歧境界，實則對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的“內圣外王”之幻想。換言之，個體價值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與整個群體之配合進步與發展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當然，孔子也主張“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說明孔子在對待群己關系時，既留意到個人對于群體的責任，同時也規避了群體能夠以聚會場地“年夜多數”的名義對個天然成的價值判斷上的誤讀和歪曲，表現了對帶有烏托邦顏色的意識形態化的“集體主義”的質疑和警戒。總之，群己這一對倫理關系，可以有用地規避現代社會平易近主與不受拘束訴求中產生的有己無群的利己主義，從而在個體價值中滲透“我為人人，人人才幹為我”的平凡心和包涵心。讀經典，就是能夠讓人能“見其年夜而忘其小”，涵養出一份與人為善、敬業樂群的舊道熱腸和仁者情懷。須知人類社會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為實現個己好處而不顧群體好處，不僅是分歧群、不樂群的問題，有時甚至會掉往整個世界。
流弊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
天人關系即天然和人類之關系，是我們要處理的另一嚴重關系。中國傳統文明是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文明，“敬天法祖”、“慎終追遠”、“祭神如神在”等思惟深刻人心，其德性養成之功和倫理教化感化不容忽視。人若何自處于六合之間，若何與鬼神相對待？這是一個很是主要的觸及宗教崇奉和靈魂皈依的年夜問題。一個人可以不信宗教，但不克不及沒有崇奉，沒有敬畏。俗話說：“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些曾經被批為“封建科學”的思惟，其實是傳統文明中涵養人心、培養正信、移風易俗的很是樸素共享空間的品德觀和價值觀。前人以“天”為萬物之主宰，“天”雖不是人格神，卻有著類似東方人格神的品德屬性和神奇氣力。故天道、天命、天理，都是人應該順應、遵守甚至敬畏的。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正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年夜人，畏圣人之言。君子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年夜人，侮圣人之言。”《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交流子也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都是教人敬畏并順應天命，存善心，養善性，不做逆天悖理甚至傷天害理之事。但是，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經典教導的缺掉，掩蔽了國人在精力崇奉方面的基礎敬畏和終極尋求。良多人以為“人定勝天”，為了本身的好處可以“無法無天”。人一旦沒有六合敬畏，就會喪掉底線，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證嚴法師說得好：“天災源自人禍，人禍源自人心。”現在的生態環境惡化、地質災害頻發、水淨化、食物平安、甚至霧霾等問題，歸根結底，都可以說是“天人關系”的惡化，是人的欲看過分貪婪與膨脹形成的。假如再不惹起重視，還會有更年夜的災難在等著我們。
流弊四：只知有物，不只要心。
傳統文明除了要處理上述三種關系，還有一個關系即是“物我關系”，即若何對待和處理身外之物與自我心靈的關系問題。這個身外之物，蓋指人所離不開的物質世界和欲看對象，如金錢、財物以及現代人日益依賴的高科技產品。人當然不克不及離開外物而保存，但在對外物的尋求中，人又極易墮入貪婪討取的泥塘而不克不及自拔，這就是所謂“人為物役”，或是“人的異化”。莊子認為，人要想拜托外物的牽累，就要“物物而不物于物”——安排外物而不要被外物所安排，否則人就會成為物質的奴隸而掉往心靈的不受拘束。換言之，這是外物和自我心性的博弈。事實上，整個儒家的學問既包含修齊治平的“外王”之學，也包含“格致誠正”的“內圣”之學，而內圣的功夫，不如說就是“心性”修養的功夫。孔子的良多言論，如“人不知而不慍”、“不遷怒，不貳過”、“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都跟心性修養有關，可以說是孟子心學的源泉。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年夜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安心罷了矣。”這里的“求其安心”，乃是為了找尋到放掉已久的本意天良、良知或謂赤子之心。王陽明更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觀點，將“心”置于宇宙間最高真諦的位置，彰顯了人之心靈的至純至善，晉陞了中國哲學的形上維度。儒家的這種“反求諸己”的“養心”功夫，體現的是一種重“心”輕“物”的哲學觀，對于培養高貴的人格、安康的心性和強年夜的自我，長短常“給力”的。近半個世紀來，唯物主義哲學至上，“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論斷以真諦臉孔出現，相當水平上梗阻了人們在心性上的“下學上達”之路，心靈和心性對于人格養成的主要性因涉嫌“唯心主義”而被掩蔽了。這種“重物輕心”的教導，催生了越來越多的只尋求物欲滿足、不顧心靈安頓的“空心人”和“拜物教”信徒。主流意識形態的“唯物”是瞻，加之經典的“正能量”又無從釋放，想要整個社會杜絕“物欲橫流”、“喪芥蒂狂”等現象，無異共享會議室于郢書燕說、南轅北轍！
流弊五：只知有學，不知有道。
近百年的中國教導，受東方影響，漸漸淪為專業化的知識教導、技巧教導甚至職業教導。求學者只知有學、有知、有術、有器、有藝，而不知有道。殊不知中國傳統文明，念茲在茲的不過一“道”字，各家各派的學說，也可謂各表其“道”。是以中國現代哲學，無妨可以稱之為“道學”。《易傳·系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所謂“正人不器”、“士志于道”、“正人謀道不謀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無不指向對“道”的求索、掌握、貫通和實踐。學術也好、科技也罷，皆可不斷遞增和更換新的資料，唯六合人倫之道，才幹“一以貫之”，這就是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老子說：“為學日增，為道日損。”人生無限，學海無涯，故求知可以“做加法”，“日知其所亡，月勿忘其所能”；天道風行，一以貫之，故求道無妨“做減法”，由博返約，以一統多，只要擺落“器”、“術”之千變百計，方能一通百通，百慮分歧，殊途同歸。經典中不僅承載著圣賢的聰明，實則亦蘊含著“措四海而皆準，俟百世而不惑”的“常道”。不讀經典，人或共享會議室可憑借聰明而學有所成，卻掉往了為“道”所浸潤、與“道”相往來的能夠，碰到“道”“器”相沖突之時，很能夠會就“器”而違“道”，甚至成為“無道”之人，豈不成惜！
流弊六：只知有賢，不知有圣。
中國傳統文明最具人文價值，重視人在無限的平生中不斷精進，博文約禮，下學上達，進而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孔子的教導，其整個的標的目的不在教人若何成才、成器，而在若何成人、立人、達人、愛人。所以，儒學亦可謂之“人學”。人生最年夜的學問就是若何做人，若何成績本身。故孔子之學，也可謂之圣賢之學。多才多能者謂之“賢”，智通六合、德贊萬物、仁貫古今者方可謂之“圣”。孔子的平生其實就是一個“即凡而圣”、“超凡進圣”的過程。仔細體會他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口述自傳”，可以清楚感觸感染到一個平常性命的不斷爬坡、不斷精進，由凡而學、由學而智、由智而仁、由仁而圣，由“必定王國”走向“不受拘束王國”的偉年夜進程。這種以人合天的境界和氣象，就是圣人的境界和氣象。故前人求學，就是學圣賢，認為圣賢可積學而至，所謂“人皆可為堯舜”。宋儒更在“太極”之外，復立“人極”，主張“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周敦頤）。這“人性三希”真是對人的品德心靈及“下學上達”能夠性的“無限的擴容”。這種“立人極”的文明，可以說是圣賢文明。圣賢文明不是神本主義，而是人本主義的文明。圣賢之學也不是階段性、可速成的“為人之學”，而是活到老學到老、自強不息、永不懶惰的“為己之學”。但是，因為經典教導的缺掉，古人年夜多只知有賢，不知有圣，甚至以君子之心往對待圣賢，以為古之圣賢“純屬會議室出租虛構”。其實，只需帶著誠敬之心往讀書問學，便可對此一種維系中華文明數千年之人文價值疑神疑鬼。即使當今之世，圣賢之學也并非“顆粒無收”，晚近錢穆、唐君毅諸師長教師，釋教界的一些年夜德高僧如星云年夜師、證嚴法師等，皆已通過平生的勉學精進，證成了這一文明的無窮氣力。
流弊七：只知有利，不知有義。
儒家之學也是正人之學，故最重正人君子之辨，而在正人君子的分判中，尤重“義利之辨”。孔子說：“正人喻于義，君子喻于利。”“正人懷德，君子懷土；正人懷刑，君子懷惠。”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孔子并非否認人對利的需求，只是不盼望一個求道的正人卻汲汲于財利。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成求，從吾所好。”這兩章的前一句都屬于“事實判斷”，后一句則是“價值判斷”。孔子就是要提示人類：“放于利而行，多怨。”要“見得思義”，而不要“見利忘義”。一句話，“正人愛財，取之有道”。“義利之辨”不僅適合做人，也適合治國。治國者無不趨利，而孟子則對梁惠王說：“高低交征利而國危矣。……亦有仁義罷了矣，何須曰利？”一個國家，假如只尋求好處最年夜化，而不顧禮義廉恥、公正正義，必定會把國家變成“君子之國”。假如整個國家的人都“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卻還盼望達到高度的精力文明，實現和諧社會和“小康生涯”的愿景，實在是一件“非不為也，實不克不及也”的事。義利之辨，關系甚年夜，不成不知，亦不成不可。
流弊八：只知有效，不知無益。
“用”與“利”是連在一路的。一個沒有受過經典滋潤的人，也能夠識文斷字，考上好的年夜學，找到好的任務，掙良多錢，也就是成為一個“有效”的人——這是我們教導的目標；可是，一個“有效”的人，很能夠只是一種“東西型人才”，也即孔子所說的“器”——執行才能很強，動手才能不錯，但就是“缺根弦兒”——缺根什么弦兒呢？就是對缺少對“無用”之物和“無益”之物的關注，他做一切事，起首會問本身：“有效還是無用？”一旦覺得無用，也就棄之不顧了。而事實上正如莊子所說：“無用之用，是為年夜用。”“無用”之事對人經常“無益”。好比讀書、聽音樂、看畫展、游山玩水等活動，年夜可怡情養性，晉陞“幸福指數”。一個天天只想著“私利”或“功用”的人，必定缺少審美才能和年夜愛精力，你很難指看他能做“公益”和慈悲。這種只知有效、不知無益的思維方法一旦年夜行其道，“煮鶴焚琴”、“暴殄天物”之事勢必層出不窮，整個平易近族的文明素養天然會每況愈下。
流弊九：只知有家國，不知有全國。
明天良多人只要一家一國之捍衛，而缺少全國世界之關懷。這也是不讀經典之缺掉。《年夜學》首章說：“年夜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平易近，在止于至善”，而學者為學次序遞次，則先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達到修身之目標，進而才幹齊家、治國、平全國。可知全國關懷更在家國眷顧之上。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有亡國，有亡全國。亡國與亡全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全國。……知保全國然后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全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里的“全國”，實際上是指禮義廉恥，文明傳統，也可指“道統”。古語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明天良多人能夠“位卑未敢忘憂國”，這當然不錯，但假如所憂患的僅是一國之邊境主權，一家之富貴利達，而不憂患“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終究未達一間，不克不及致遠。全國關懷事實上是一種“一體之仁”的境界。正如王陽明在《年夜學問》中所說：“年夜人者，以六合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全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君子矣。年夜人之能以六合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六合萬物而為一也。”“全國一家，中國一人”，這是多麼廣博的氣度與氣魄！“一體之仁”還包含對六合萬物都懷有一份體恤和悲憫，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的“仁平易近而愛物”，張載的家教“平易近吾同胞，物吾與也”，都是對全國關懷的進一個步驟晉陞和光年夜。不讀經典，安知六合間有此一種境界？為“小我”之私欲蒙蔽時，又怎能獲得“年夜我”的提撕而超出？
流弊十：只知有性命，不知有慧命。
每個人都有肉體的性命，釋教謂之“色身”；與此相對的還有“法身”。“色身必賴飲食長養，而法身必賴聰明以長養”。法身之命，是為“慧命”。儒家也有類似的表述。《論語·子罕》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文雅也，后逝世者不得與于文雅也；天之未喪文雅也，匡人其如予何？”這里共享會議室的“文雅”，其實也可以懂得為中華文明之“慧命”。就個人而言，身家生命轉瞬即逝，而精力慧命則可傳之久遠。《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稱：“太上有樹德，其次有建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這里的“三不朽”，體現的恰是無限之靈心聰明對于無限之性命存在的無窮感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朝聞道，夕逝世可矣”（按：聞，非聽義，實達義。此章當解為：如有朝一日能使年夜道聞達通行于全國，則夕逝舞蹈場地世而無憾矣。），真是年夜有深意在焉，其所蘊含的或許是這樣一種認知，即“道體”之“慧命”，要遠比“個體”之“性命”更主要，也更長久。體認和掌握了這一“慧命”，并為之貢獻心力和性命的每一個個體，都是“不朽”的。正如整個中華文明，雖歷經千劫百難，至今依然生生不息一樣，古往今來的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貢獻過本身的性命和聰明。個體的性命如涓涓細流，或明或滅，而整個平易近族文明卻是長江年夜河，不擇細流，滾滾不盡，有著歷久彌新的蓬勃“慧命”。讀經典，正為接通平易近族文明之源頭死水，養此一種“至年夜至剛”的“六合浩然之氣”，從而延展本身的精力慧命。
三、本日書院教導之任務
綜上，當今體制內教導之最年夜弊端，莫過于經典教導的周全缺掉。我們本日討論書院的未來發展及當下任務，恐不得不考慮經典教導在國平易近教導中的“收復掉地”問題。
竊以為，書院之任務有三：
一在道統之賡續。道統之說，韓愈《原道》言之甚詳：“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而無待于外之謂德。”又說：舞蹈場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所以傳之舜，舜所以傳之禹，禹所以傳之湯，湯所以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逝世，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一言以蔽之，吾國文明之道統即“周孔之道”或謂“圣賢之道”；析而論聚會場地之，粗略有八：一曰為學之道，二曰修身之道，三曰孝悌之道，四曰忠恕之道，五曰仁義之道，六曰誠敬之道，七曰治平之道，八曰不偏不倚。1對1教學其余如直道、信個人空間道、禮樂節文之道皆蘊躲此中。然此道平易近鮮久矣，蓋知之已不易，行之更難。本日之學校教導，不唯不知此道，甚且背離此道，舍近求遠，舍本逐末，名聞利養，每下愈況。故本日之書院實應承擔明道、行道、弘道、傳道之任務，庶幾可為本日學絕道喪之現實，注進源頭死水，俾使道統文脈，發榮滋長，生生不息。
二在學統之發揚。吾國道統，自孔子而年夜，吾國學統，賴孔子而開。《論語》開篇即宣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反復聲名“好學”之旨。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克不及徙，不善不克不及改，是吾憂也。”（《述而》） “我非不學而能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學如不及，猶恐掉之。”（《泰伯》）“好仁欠好學，其蔽也愚；好知欠好學，其蔽也蕩；好信欠好學，其蔽也賊；好直欠好學，其蔽也絞；好勇欠好學，其蔽也亂；好剛欠好學，其蔽也狂。”（《陽貨》）等等。夫子平生“好學”，故能不斷精進，臻于圣域。孔子之學，由內而外，由己而人，由近而遠，由卑而高，由博而約，百慮而分歧，殊途而同歸，實人類當知當行之交流年夜道。惜乎古人昧于知識、科技、經濟等內部之學，使千年絕學，毀于一旦。現代年夜學，舶自東方，分科細密，壁壘森嚴，一朝一夕，固步自封，作繭自縛，使學者失路掉道，淪為匠人君子而不自知。當今書院所以方興未艾，蓋亦有激于此。有學者言，“學在平易近間，道在山林”，亦是為了對治體制內年夜學“為人之學”風行，求學與求道被強硬扯破，年夜學教導成為君子、鄉愿之溫床的可悲現狀。是以，若何貫徹“反求諸己”、“學不成以己”的“為己之學”，是現代書院應當秉承和矗立的基礎精力。
三在教化之浸潤。夫子曰：“博之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說：家教“下學而上達。”假如說學統之發揚屬“博文”而“下學”，教學則教化之浸潤當屬“約禮”以“上達”。今之言國學者，無論主張四部之學、六藝之學，抑或三教之學，皆各有理據，屬“博文”一途；然國學非僅紙上之學問，高頭之講章，必須由博學而審問，審問而慎思，慎思而明辨，明辨而篤行，實可謂之“學”矣。竊謂“國學”者，“人學”也，將一切學問落實在“人”上，則各家各家教派，種種齟齬與隔閡，無不豁然貫通。中國傳統文明最重人性與人倫，孔子之學，實亦成人、立人、達人、瑜伽場地愛人之學；六經之學，無不關乎化平易近成俗，禮樂教化。故《禮記·經解篇》云：
進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樸，《詩》教也。疏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年齡》教也。故《詩》之掉愚，《書》之掉誣，《樂》之掉奢，《易》之掉賊，《禮》之掉煩，《年齡》之掉亂，其為人也，溫柔敦樸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年齡》者也。
若何實行教化？唯有辦學設教。官學、私學、家學，并行不悖，方可使教化風行，平易近風向善。《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近年進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年夜成。夫然后足以化平易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年夜學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上》亦云：“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平易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作為現代最為主要的一種文明教導情勢，書院之教化感化，不容低估。特別是在當前，道統為政統所掩蔽，學術研討幾乎完整為體制所壟斷的年夜佈景下，平易近間書院之發展所最當用力者，還是在教化一端。《禮記·學記》云：“建國君平易近，教學為先”、“化平易近成俗，其必由學。”經典教導在書院發展中的主要性，于焉而顯。
本日之書院，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流弊不少，但總體而言，平易近間書院和現代私塾年夜體都倡導讀經，作為對體制內教導的一種補充和反撥，不無意義和價值。關鍵是，假如周全復古屬于“非不為也，實不克不及也”的事，那么在新的時代形勢下，經典教導在當代書院中畢竟飾演怎樣的腳色？能否存在一種既不廢傳統，又能與時同行的新型的書院教導形式？在現代書院中，若何才幹培養出一種既不掉傳統學術之精力性命，同時又能與現代學術規則接軌從而進行文明創造的新一代學人？這些無疑都是值得學界和書院同志深刻思慮的問題。
2015年8月3瑜伽教室0日改舊作而成于守中齋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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