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并行而不相悖——《原詩》第二輯序文
作者：劉強
來源：《書屋》雜志舞蹈教室2017年第8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十四日甲午
耶穌2017年9月4日
2015年2月，上海書店出書社出書了《原詩》第一輯，副題是“漢語詩學融通的能夠性”。同年6月，由同濟年夜學詩學中間編選的《中華新詩檔案》第一輯，也由長江文藝出書社出書。這兩部書，無心插柳地成為當年度漢語詩壇的一個事務，忝列《非非》《非非評論》聯合評選的“教學2私密空間015年中國詩歌界十年夜新聞”之一。作為一部學院派的詩學集刊，《原詩》的盡力，被譽為“開辟漢詩學術和研討新形式”；而旨在為全球華語詩交流人立此存照的《中華新詩檔案》，則被稱作“一部詩學視野廣闊和開放的漢詩選本”。這些不虞之譽，我們從來不敢自詡，只是覺得路還很長，不克不及就此止步。
一晃兩年過往，2017年，《原詩》第二輯將由岳麓書社發布。頗有紀念意義的是，2017年，距離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第一首新詩的1917年，正好一百年！所以，這一輯《原詩》的副題是——“古今與新舊的對話”。
說實話，在組稿中，我們并未決心集中于某一視角和論域，而是依舊延續當初個人空間的辦刊思緒：辨異玄同，調和彌縫，盼望能在古今、新舊、中西之間，尋找漢語詩學的轉圜余地與共生空間。盡管，這樣一種看似曖昧或騎墻的詩學姿態，或為執著己見的詩人學者們所不取，但我們立意已定，且已在詩壇和學界看到了某種從容磋商、平情討論的眉目，故甚看沿著既定標的目的走下往，至于可否曲徑通幽，山窮水盡，則只好聽天由命。
眾所周知，改過詩誕生以來，圍繞新詩與舊詩的爭論甚至爭吵，就一向沒有消停過，至今仍然不絕于耳。對此，我們不愿意、也未必有資格充當仲裁者，更不想“意必固我”地為任何一方背書。我們想做的只是一種類似“搭橋”的任務。正如三國時的天賦哲學家王弼在詮釋“言意之辨”時，別出機交流杼地添加一“象”的范疇，遂在“言”“意”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彼我的橋梁講座場地一樣，我們愿意在“新詩”與“舊詩”的二元對立中，植進一個“古詩”的視角，以求緩沖前二者之間的緊張關系。
並且，我們并非空口無憑。揆諸中國詩歌的情勢發展史，生怕誰都不會否認，在“新舊”詩涇渭清楚的體式對立背后，其實還隱含著一個作為年夜佈景的“古今”分野。拈出這一個“古”字，真可謂境界全出！你會發現，中國詩歌史完整可以分紅三個階段，且相應地構成了三個傳統：自上古以迄六朝是第一階段，構成了近兩千年的古詩傳統；自隋唐降及清末平易近初是第二階段，構成了一千五百年的近體詩或謂舊詩傳統；而自1917年以來的整整一百年，則是第三階段——無論你承認與否，也已構成了百年新詩的小傳統。我曾在拙著《古詩寫意》的自序中說：
新詩—舊瑜伽教室詩—古詩，這是一條下行的線索。古體詩—近體詩—新體詩，這是一條下行的長河。溯源，不是為了截流，而是為了引水——下流恰是枯水期。鑒古，不是為了泥古，而是為了察今——當下不缺古樣板。你會發現，古詩和新詩，其實有著某種基因的類似性。而真正的詩性，詩意，詩境，從來沒有古今之分。有的古詩，不分行，還是詩；有的新詩，分了行，也未必是詩。[①]
仔細端詳漢語詩歌的這三個傳統，我們共享會議室會發現，這比如是一個不易覺察的“洋流循環”，新詩在近體格律詩那里找不到的“同質性”，反倒可以在古體詩中尋覓到情勢或許語言上的“基因”。所分歧的是，古體詩和近體詩的配合傳統——音樂性——正在被新詩當作“累贅”而徹底揚棄，僅此罷了。
風趣的是，本輯的好幾篇文章，私密空間如臧棣、董輯、李國華等人的論文，在論及新詩發展中的主要詩人和作品時，都不約而同地觸及了新詩相對于傳統詩詞，其性質、前程、符合法規性甚至特別性等問題。而有名舊體詩人楊啟宇師長教師和新舊詩兼善的青年詩人朱欽運（茱萸）的兩篇文章，則被放在“詩人觀點”一欄中“示眾”，以便突顯新舊與古今對話這一議題的現實張力。類似的爭論對關注詩歌的讀者而言也許并不生疏，但信任本刊的視角和立場，還是能夠供給一種“靜觀”和“圓照”的能夠性。
順便說一句，本年春節期間引發收視熱潮的《中國詩詞年夜會》，通過國家媒體的強勢宣導，惹起坊間熱議勢所必定。但是，假如以為全平易近誦讀詩詞就必定能夠迎來傳統詩詞的春天，則顯然屬于高燒不退的胡話了。事實上，個別評委在本該曲終奏雅時的“荒”不擇言，捉襟見肘，恰好證明了《禮記·學記》“記問之學，不成以為人師”這一古訓的顛撲不破的真諦性。換言之，假如傳統詩詞僅僅逗留在口頭的記誦上，而疏于教導的普及、技法的操練和現實的感懷，則終究不過是一場脂粉氣濃厚的多媒體娛樂扮演，只能墮進“被消費”的尷尬命運而不自知罷了。不過，這都是題外話，不宜在此展開。
關于新舊古今的詩學博弈，我們看到的情況往往超越既定的成見。好比，新詩派因為已經占據詩壇或許當代詩歌史書寫的大半山河，故對傳統詩詞派并無太年夜偏見，只是執著于闡釋新詩的符合法規性與舞蹈場地現代性。在為新詩辯護的文章中，董輯的《他山有玉》一文值得留意。作者借助兩位臺灣有名詩人余光中和洛夫對于新詩的分歧懂得，闡明了即使在新詩人中，對于古典詩歌傳統的態度也是多元的，并非千人一面，冰炭不容。如會議室出租余光中在《先我而飛：詩歌選集自序》中就說：
從我筆尖潺潺瀉出的藍墨水，遠以汨羅江為其下游。在平易近族詩歌的接力賽中，我手里這一棒是遠從李白和蘇軾的那頭傳過來的，下面似乎還留有他們的掌溫，可不克不及在我手中落地。不過另一方面，無論在主題、詩體或是句法上，我的詩藝之中又貫串著一股外來的主流，時起時伏，交錯于主流之間，或推波助瀾，或反客為主。我出生于外文系，又教了20多年英詩，從莎士比亞到丁尼生，從葉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揚五步格”的節奏，那倒裝或交舞蹈場地叉的句法，彌爾頓的功架，華茲華斯的曠遠，濟茲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滲進了我的理性尤其是聽覺的小樹屋深處。同時我又譯過將近兩百首英美作品，
那鍛煉的工夫，說得文些，似乎是在臨帖，說得武些，簡直就是用中文作武器，天天跟那些東方軍人近身搏斗普通，總會學來幾招管用的吧。[②]
余光中認為：“古典的影響是承繼，但必須會議室出租奪胎換骨。西洋的影響是觀摩，但必須取舍無方。”
臺灣詩人余光中
比擬于余光中的擺佈逢源，古今都不獲咎，洛夫則認為，新詩難以格律化，可是新詩自有其情勢，這種情勢就是“一詩一情勢”，新詩是情勢和內容不成朋分的一次性藝術創作，其情勢原因很難被反復應用和上升、定型為“格律”。他說：
我一貫鐘情于不受拘束詩，我以為一個作品的偶爾性是決定其藝術性的嚴重原因之一，而不受拘束詩的偶爾性遠遠年夜過格律詩。格律當然也有他的優點，否則不成能流傳數千年，但不成否認的是每種詩體用久了勢必趨于僵化，不單內在感情變得陳腐，對事物感觸感染的方法也日漸機械化。抒懷語言更是帶有濃烈的樟腦味。普通人仍留戀舊詩，是出于心思的固定反應，讀起來和寫起來都很便利，就像買鞋子，因有固定的型號，穿上合1對1教學腳就行了。1對1教學韻文時代已一往不返，用散文體寫格律詩，讀起來怪別扭的。語體詩還要押韻，感覺非常造作，很不天然。
不成否認，任何一首詩都有它的情勢，它被創作出來的那個樣子就是它的情勢，每首詩自己就是一種情勢，它并不排擠中國韻味，它同樣可以具有漢語詩歌的優良品質。格律自己是一個機械性的載體，而一首詩的存在是情勢與內容不成朋分的有機體。我贊成詩應無形式感，但那不是格律，我也承認典律的主要性，但并不料味典律必須依靠于某種固定的情勢。[③]
臺灣詩人洛夫
應該說，洛夫的“一詩一情勢”和“詩歌偶爾性”的論說，很是具有理論上的反動意義。其反動性并非在于反對傳統的格律和既定的程式化，而在于，他為每一首詩賦予了新的性命和獨特地義。洛夫甚至說，“詩，永遠是一種語言的破壞與重建，一從頭情勢的發現”。比擬于舊體詩只要依賴于格律和情勢才幹存活并獲得尊嚴這一事實，洛夫的觀點不僅在空間維度上直面當下，並且也在時間維度上擁抱了未來。
無獨有偶，在廢名的《談新詩》一文中，也提到了“偶爾的”問題：
讓我說一句公正話，並且替中國的新詩作一個總評判，像郭沫若的《夕暮》，是新詩的杰作，假如中國的新詩只準我選一首，我只好選牠，因為牠是自然的，是偶爾的，是整個的不是零碎的，比我的詩卻又不難與人人接近，故我取牠而不取我本身的詩，我的詩也因為是自然的，是偶爾的，是整個的不是零碎的，故又較卞之琳林庚馮至的任何詩為完整了。[④]
請留意，廢名說新詩“是自然的，是偶爾的，是整個的不是零碎的”，無意中道出了新詩乍一降生，帶給眾人的新鮮感和錯愕感。廢名還把新詩的創作喻為“性命的偶爾的沖擊”，這頗類似于陸游所謂“文章本天成，高手偶得之”。比擬之下，舊詩因為必須“習得”，即使“偶得”之后也必須經過格律的嚴格檢驗，不得漫漶于傳統的河床之外，天然就成了“應然的，必須的，是全體的一部門而非整個的”了。
現代詩人廢名
可見，至多在新詩人看來，新詩之所謂“新”，本來就是要擺脫某種既定的形式，好比句式、格律等的束縛，盡情地、不受拘束地展開性命和語言的偶爾之舞。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詩”之“新”，并非僅僅是時間上或詩歌體式上的一個概念，更多的生怕還是文明精力上或許說詩歌性命上的一種“新變”尋求。這在中外文學史和詩歌史的宏觀視野注視下，似乎是一個非常常見而無須自證其符合法規性的現象。
但是，新詩能否就應該罔顧母語的千年傳統，一如脫韁的野馬一樣狂顧頓纓、一往無前了呢？百年新詩的實驗現場究竟若何？假如不是借助中小學語文課本以及現代年夜學中文系教科書的強勢滲透，新詩的所謂經典作品，又有幾多真正堪稱經典而無愧色？特別是，新詩占據學術的廟堂之高，1對1教學卻在江湖之遠上應者寥寥，新詩的各種活動、刊物、詩人等也越來越成為一種不以職業為訴求的特別“專業”，特別是，新詩人們在精英品德和自我期許上，卻是和舊體詩詞的作者們同樣“曲高和寡”。這些問題背后的瑜伽場地深層緣由，無疑值得深刻探討。
很少有人留意到，中國現代史上作為政治人物被聚焦的汪精衛，其實也是一位非常主要的舊體詩人。他1923年寫給胡適的一封信，觸及新舊詩之爭的段落，讀之令人面前舞蹈教室一亮。汪精衛說：
適之師長教師：
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風趣味。
究竟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
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依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當然不對，可是對于那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青年時期的汪精衛
作為編者，我不克不及不說，汪精衛的話，與我心有戚戚焉。讓人略感遺憾的是，時過將近百年，明天的詩人們仍然沒有走出“新舊古今”的情勢圈套和話語魔障。孔子說：“過猶不及。”《禮記·中庸》亦有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無論是新詩詩人還是傳統詩詞作者，于此皆當有所反思。新詩也好，舊詩也罷，雖同為語言的藝術，卻各有其寫作主旨、審美標準與受眾等待，正如風行歌曲之與京劇昆曲，各行其道，各遵其理可也，假如各自強分軒輊，甚至以己所長，輕人所短，甚至必欲置對方于逝世地而后快，恕我婉言，此皆非詩人應該有的年夜心量與年夜情懷。
還是用余光中的話結束這篇小文吧！他說：
古典的影響是承繼，但必須奪胎換骨。西洋的影響是觀摩，但必須1對1教學取舍無方。30多年前我早就覺悟，株守傳統最多成為逆子，一味歐化必定淪為蕩子，不過蕩子若能回頭，就有盼望調和古今，貫串中外，做一個真有前程的子孫。學了東方的冶金術，還得回來開本身的金礦。[⑤]
——“調和古今，貫串中外，做一個真有瑜伽場地前程的子孫。”誠哉是言也！
編完這本集刊，再次感嘆光陰的無情。兩年光陰倏忽而逝，忙繁忙碌的我，只能交出這么一份菲薄的答卷。感謝同濟年夜學詩學研討中間的顧問團隊，感謝《原詩》的新老作者，更感謝因為聚會場地種種緣分而閱讀過《原詩》的讀者伴侶們，沒有你們的支撐，聚會場地我們無法走到明天。
2017年5月8日初稿，6月8日修正于守中齋
【注釋】
[①] 劉強：《古詩寫意》，岳麓書社2016年9月版，第3頁。
[②] 余光中：《先我而飛：詩共享空間歌選集自序》，《余光中詩歌選集》第1輯，時代文藝出書社1997年版，第3頁。
[③] 《洛夫談詩：有關詩美學暨人文哲思之訪談》，江蘇鳳凰文藝出書社，2015年第1版，第161頁。轉引自董輯論文。
[④] 廢名：《談新詩》，《廢名集》第4卷，第1822頁。轉引自會議室出租李國華論文。
[⑤]《先我而飛：詩歌選集自序》，《余光中詩歌選集》第1輯，時代文藝出書社1997年版，第3頁。
附錄：
《原詩》第二輯《新舊與古今的對話》
教學場地目錄
【媒介】
道并行而不相悖（劉強）
【特稿】
王國維之詞與詞論（加拿年夜：葉嘉瑩）
我共享空間們在《這里》——閱讀辛波斯卡生前最后一本詩集（臺灣：陳黎 張芬齡）
【古典詩學】
帖詩簡論與精品選評 （劉夢芙）
嵇康美學思惟的探訪歷程——從《聲無哀樂論》出發 （臺灣：吳冠宏）
柳永及其詞研討之反思（歐明俊）
一筆不應當拒絕的遺產——比興依靠闡釋傳統的現代解讀（周茜）
張溥詩歌藝術特點芻議 陸巖軍
胡先骕與同光體（張煜）
《衛風·竹竿》與《邶風·泉水》詩旨及關系考論 （汪進超）
【新詩研討】
朱育琳：一個當代詩歌史上掉蹤的同濟人 （張閎）
胡適和新詩的現代性（臧棣）
他山有玉——新詩傳統、新詩格律化、新詩語言資源諸問題管窺（董 輯）
感覺“現代”的感官不受拘束——廢名的新詩及詩學 （李國華）
郭沫若與當代“新臺閣體”詩詞創作 （付馬玲 周于飛）
蕩子：一個絕對唯我主義者的藝術尋求（何光順）
下潛至高音區的詩歌聲帶及其他——漫談臧棣詩集《燕園紀事》（李海鵬）
一個往國商人的“邊塞”情思——評徐彥平的“新邊塞詩”（肖 能）
【比較詩學】
惠特曼的平易近主詩學——圍繞“情共享空間本體”的閱讀筆記之一 馮 強
讓聾啞的宇宙有了聽說的才能——布羅茨基詩學之“形而上”的讀解 付立峰
【詩人觀點】
新舊詩之我見（楊啟宇）
為“新詩”一辯/辨（朱欽運）
【新書評】
“我只吸取屬于我的那份兒微小和偉年夜”——讀《森子詩選》（黑女）
歷史與現實的宗教詩寫——讀孫謙《新月和它的反光》（劉陽鶴）
【序與跋】
曾永義師長教師祝壽文集推薦序（臺灣：洪國樑）
該來的遲早會來——《中華少兒詩教親子讀本》總序 （劉強）
（同濟年夜學詩學研討中間詩學集刊《原詩》第二輯《新舊與古今的對話》，劉強主編，岳麓書社2017年近期即出，敬請關注）
責任編輯：柳君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