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類輯錄方法收拾敦煌文學作品，在敦煌文獻收拾中開始最早，結果也最多，已正式出書的收拾本不下數十種。包養網 本文擬就敦煌詩、詞、賦和變文等分歧體裁，選擇包養 其標志性結果予以評介，并對相關的學術進程做一個簡要的勾畫。王重平易近《補全唐詩》 《補全唐詩》初刊於《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1963年），後收作《全唐詩外編》第一編（中華書局，1982年）；《補全唐詩拾遺》初刊於《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四期，後支出王重平易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拾遺》以《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初刊於《文物資料叢刊》第一期，1977年；後收作《全唐詩外編》第二編）為基礎，由劉脩業收拾完成。《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所收《補全唐詩》校訂本，是上述結果的最終結集。
王重平易近是最早有計劃地從事敦煌唐詩輯錄的學者，據《補全唐詩·序文》，他計劃中的《補全唐詩》全稿凡三卷：卷一均有作者姓氏，專補《全唐詩》；卷二均掉作者姓氏，殘詩集依集編次，單篇作品依詩編次；卷三為敦煌人作品。從《補全唐詩》及《拾遺》看，其輯錄、考辨任務極為審慎，以此為代表的初步結果，至今仍不掉為敦煌詩歌輯校的典范之作。但與他的整體構想尚相距甚遠。起首，《補全唐詩》收作者50人（此中19人不見於《全唐詩》）詩104首，其內容僅相當於他計劃中卷一“均包養 有作者姓氏，專補《全唐詩》”的部門。《補全唐詩拾遺》依照凡三卷的格式編次，收詩127首，遠非佚詩的全貌，絕年夜多數詩集寫卷都未經周全收拾。其次，大批見於《全唐詩》的非佚詩，還未經逐一查證，校勘任務實際上“只作了一小部門”，並且一向未見發表。再次，敦煌遺書中大批單篇詩歌及僧俗雜寫中的零篇短章，都未作周全的清算，《斯坦因劫經錄》、《伯希和劫經錄》等提醒的尚屬少數。此外，在具體寫卷的考訂、詩作的校勘上，還存在相當嚴重的遺漏、錯錄、誤校，有待進一個步驟的校訂。
《補全唐詩》從1954年完成初稿，1963年正式發表，經歷了一個不斷修訂完美的過程。支出《全唐詩補編》的校訂本重要接收了潘重規《補全唐詩新校》（1981年）、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1983包養 年包養 ）、蔣禮鴻《補全唐詩補校》（1985年）和拙作《王重平易近補全唐詩二種校補》（1993年）等的校勘結果。現在看來，校訂本《補全唐詩》及《拾遺》還存在一些需求訂正的錯掉，如喬備《秋夜巫山》見於《全唐詩》卷882補遺一，未依例出校說明；胡皓名下附錄三首，可斷定非胡皓之作；李休烈《過王濬墓》二首誤排為一首；P.5007《敦煌三首》可與S.6234綴接；列於馬云奇名下的十三首詩，除《懷素師草書歌》外，其馀并非馬云奇之作。別的，隨著敦煌詩歌收拾和研討的深刻，《補全唐詩·序文》所說“敦煌詩大要都是唐人作品，《全唐詩》已十存八九”的總體歸納綜合，已經明確顯示出與事實的差距。
《補全唐詩》及《拾遺》只是敦煌詩歌收拾的階段性結包養網 果，在《補全唐詩》之後，相繼問世的敦煌詩歌收拾本重要有巴宙《敦煌韻文集》（高雄釋教文明服務處，1965年）、黃永武《敦煌的唐詩》（臺北洪范書店，1987年）和《敦煌的唐詩續編》（與施淑婷合著，臺北文史哲出書社，1989年）、汪泛船《敦煌僧詩校輯》（甘肅國民出書社，1994年）等。《敦煌韻文集》和《敦煌僧詩校輯》以題材分類，選輯相關敦煌詩歌及讚頌作品（前者僅限於英躲斯坦因文書），考辨和校錄均略欠周詳。《敦煌的唐詩》重點不在於詩歌輯佚，重要著重於非佚詩的校勘。近十多年以來，國內有不少學者集中氣力從事敦煌詩歌的輯錄和考證，筆者也一向努力於敦煌詩歌的收拾，拙著《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近期將由中華書局出書。
項楚《王梵志詩校注》 王梵志詩在敦煌詩歌中研討最為深刻，海內外先後有多種收拾本出書，以《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書社，1990年）收詩最全，包養網 校勘最精，注釋最詳明。較早出書的王梵志詩收拾本，有法國戴密微《王梵志詩附太公眾教》（法蘭西學院高級中國學研討所，1982年）和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3年）包養 ，戴著“引論”部門對王梵志及其作品進行了周全的探討，“校錄”部門從25件敦煌寫本中輯錄王梵志詩并譯為法文。《校輯》依據28件敦煌寫本及唐宋文獻，校錄王梵志詩348首，并對詩中觸及的部門俗語詞、宗教術語作了簡略考釋。因為《校輯》在校勘、注釋方面存在較多的錯錄和誤校，面世之後在學術界引發起對王梵志詩校勘、匡補的熱潮。最先發表匡補意見的是海峽兩岸兩位敦煌學前輩–潘重規師長教師《簡論〈王梵志詩校輯〉》（《中心日報·文藝評論版》第21期，1984年8月16日），周一良師長教師《王梵志詩的幾條補注》（《北京年夜學學報》1984年第4期）。別的，比較集中的校補有項楚《〈王梵志詩校輯〉匡補》（《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期；《敦煌研討》1985年第2期）。郭在貽《敦煌寫本王梵志詩匯校》（《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浙江古籍出書社，1988年），則周全匯錄了學術界對王梵志詩校勘的結果。學術界眾多學者的積極參與，進步了王梵志詩收拾和研討的程度。
《王梵志詩校注》正式出書之前，曾由《敦煌吐魯番文獻研討論集》第四輯（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87年）作為長篇專稿發表。《校注》依據30件敦煌寫本王梵志詩集，加上從傳世包養網 文獻中勾稽所得的王梵志佚詩，共輯錄王梵志詩390首，厘為七卷。除收詩較《校輯》更為周全（收錄了新見的俄躲法忍鈔本和被確證為王梵志詩的五言白話詩）外，校勘的凖確和注釋的詳贍是其最年夜特點，注釋和附按中對王梵志詩所作的推源溯流式的闡釋，提醒了王梵志詩的思惟淵源和語言流變以及對後代的廣泛影響，尤為難得。作者特別指出王梵志詩中存在的別人作品羼進及與別人作品相混的現象，如“前逝世未長別”為北周釋亡名《五盛陰》（《廣弘明集》卷30）之改寫；《廻波樂》“廻波來（爾）時年夜賊”改包養網 自梁釋寶誌《年夜乘讚十首》之九（《景德傳燈錄》卷29）；“法性本來長存”改自《年夜乘讚十首》之三；“年夜丈夫游蕩出三途”抄自禪僧法融的偈頌（《宗鏡錄》卷19）；“心本無雙無隻”出自南朝傅年夜士《行路難二十篇》序（《善會年夜士語錄》卷3）；“世無百年人”（《云溪友議》卷下《蜀僧喻》引等）與冷山子詩相混（《林間錄》卷下）等等，說明“王梵志詩”有作為眾多白話詩人作品聚集體存在的能夠。關於這個問題，作者後來撰有《王梵志詩中的別人作品》一文予以專門考論（《敦煌吐魯番研討》第一卷，1995年）。假如以更高的標凖來權衡，《校注》在文字校勘上另有大批的漏校誤校。明天看來，包養 一些本來未頒布的寫卷有待補校，如卷三應補校L.1487和L.2871卷，卷四應補校L.1488卷，卷五應補校L.2852卷等。敦煌遺書中的王梵志詩寫本包含一卷本、三卷本（兩種）、一百一十首本等多個系統，分歧系統的寫本之間沒有重出互見作品，與傳世文獻中的王梵志詩也無互見重出現象。將僅見於“上中下”三卷本系統的《王梵志詩集》原序，用作所有的王梵志詩作品的總序似欠妥，這是現有各收拾本一個配合的誤解，
與《王梵志詩校注》幾乎同時完成的還有臺灣學者朱鳳玉的《王梵志詩研討》（臺北學生書局，1986～1987年），《王梵志詩研討》分為緒論篇、研討篇、校注篇三個部門，緒論篇略述王梵志詩研討的結果，重點在對30個王梵志詩寫卷的敘錄。研討篇著重探討王梵志的時代、生溫和詩歌內容、藝術特點，兼論王梵志詩與後代文學的關係。并就敦煌寫本的卷次考核王梵志詩集的系統。校注篇對390首王梵志詩一一校勘注釋，并附錄王梵志詩生氣嗎？”寫本照片28件，此中japan(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躲卷為初次頒布。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 《敦煌歌辭總編》（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年）是在作者起初出書的《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藝聯合出書社，1954年）、《敦煌曲校錄》（上海文藝“花兒，你還記得你的名字嗎？你今年幾歲了？我們家有哪些人？爸爸是誰？媽媽這輩子最大的心願是什麼？”藍媽媽緊緊盯聯合出書社，1955年）基礎上，經過進一個步驟研討綜合撰寫而成，旨在搜集敦煌寫本中的所有的歌辭。全書分為七卷，卷一為雜曲《云謠集雜曲子》33首；卷二為雜曲·隻曲，117首；卷三為雜曲·通俗聯章，63組399首；卷四為雜曲·重句聯章，19組163首；卷五為雜曲·定格聯章，32套313首；卷六為雜曲·長篇定格聯章，1套包養 134首；卷七為年夜曲，5套20首；又補遺一卷，收隻曲13首、組曲40首、五七言體9首。共計收錄歌辭1241首，附見35首。任半塘師長教師關於敦煌歌辭的收拾研討，在其獨到的理論體系之上展開，是以《總編》除了具有敦煌歌辭總集的性質外，“合歌辭與理論於一編”（凡例），兼具敦煌歌辭理論探討的感化。
關於敦煌歌辭類作品體裁的鑒別和歸類，學術界存在著分歧的認識取向，這從先後出書的有關收拾本可見一斑。王重平易近《敦煌曲子詞集》（商務印書館，1950年；1956年修訂重版）是最早對敦煌曲子詞進行周全收拾的包養網 作品集，從32件敦煌寫本中校錄出162首曲子詞，與此前一切各種敦煌詞輯本一樣，收錄標凖限於嚴格意義的曲子詞。厥後出書的任半塘《敦煌曲初探》（1954年）、《敦煌曲校錄》（1955年），直到《總編》（1987年），則始終強調肅清“宋帽唐頭”之“唐詞”意識，代之以包養網 “唐曲子”和“唐年夜曲”兩種名包養網 義。其間海內有饒宗頤《敦煌曲》（法國國家科研中間，1971年）出書，在以“敦煌曲與詞之來源”為題的“引論”中，對已刊敦煌曲予以訂補，探討敦煌曲的年月、作者問題、詞與佛曲關係、詞之異名及長短句之成立等問題；“本編”部門在新增曲子、佛曲、歌詞及《云謠集雜曲子》等的校錄之後，列出聯章佛曲集目。饒著對於敦煌曲詞體制曲式等的體認，較任著嚴格，二者關於作品時代的考訂不合較多。取狹義曲子詞觀念的還有晚於《敦煌歌辭總編》出書的林玫儀《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編》（臺北東年夜股份無限公司，1986年），收詞176首，比王重平易近《敦煌曲子詞集》多收詞14首。別的，張璋等編纂的《全唐五代詞》（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也單列《敦煌詞》一卷（該書卷七），重要是綜合王重平包養網 易近、任半塘和饒宗頤的結果。由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重編的《全唐五代詞》，近期即將由中華書局出書，此書以正副編排列的方法處理包含敦煌曲子包養網 詞在內的界線不明的曲詞作品，校勘在嚴格依據寫本的條件下，博采眾長，質量較其同名圖書有年夜的進步。
《敦煌歌辭總編》出書後，學術界不斷有進一個步驟探討和校補之作發表，如饒宗頤《云謠集一些問題的檢討》（《明報月刊》1988年6月號），對在英法所躲《云謠集》二種之外還有所謂“伴小娘”本的誤說，予以廓清；又如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文史》第35～40輯連載，1992～1994年;後由新文豐出書公司出書，1995年），對《總編》存在的校錄錯誤所作的周全清算。但《匡補》重要采用理校的方法，仍有一些問題未被發現，如《總編》補遺收錄劉商《胡笳十八拍》，題下注出自P.2845、P.3812卷，而實際所有的文字均據《全唐詩》錄進，對敦煌寫本未予校錄。學術界還應該投進氣力，以寫本為依據對《總編》作周全再校訂。《總編》的另一個缺憾，是對《云謠集》以外的一切歌辭均依照體裁、題材的分歧從頭歸類編排，使一些本為統一寫本甚至統一首的作品割裂分家（如《山僧歌》），並且掉往了寫本中與歌辭傳播形態有關的可貴信息，這一點與作者強調敦煌歌辭演藝特點的本意也不相符。從這個意義上說，《敦煌歌辭總編》似有重編的需要。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 變文在敦煌文學作品中受學術界關注最多，收拾本也最多。周紹良《敦煌變文匯錄》（上海出書公司，1954年；又增訂本，1955年）是最早的敦煌變文收拾本，而影響最年夜的則是向達、王重平易近等的《敦煌變文集》（國民文學出書社，1957年）。《敦煌變文集》出書之後，學術界不斷包養網發表有關的續校補校論著，重要有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新二版，上海古籍出書社，1988年）、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花兒？”藍媽媽一瞬間嚇得瞪大了眼睛，感覺這不像是女兒會說的那樣。 “花兒，你不舒服嗎？為什麼這麼說？”她伸手（中國文明年夜學中文研討所，1984年）、郭在貽、張涌泉、黃征《敦煌變文集校議》（岳麓書社，1990年），以及大批的單篇論文如五六十年月徐震堮（《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華東師年夜學報》1958年第1期；《敦煌變文集校記再補》，《華東包養 師年夜學報》1958年第2期）、蔣禮鴻（《敦煌變文集校記錄略》，《杭州年夜學學報》1962年第1期）和八十年月今後郭包養網 在貽、項楚等的一系列論文。別的新見變文的續補有周紹良、白化文等《敦煌變文集補編》（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89年包養網 ），選注本則有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巴蜀書社，1990年）等。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有五六個樂師在演奏喜慶的音樂，但由於缺少樂師，音樂顯得有些缺乏氣勢，然後一個紅衣紅衣的媒人過來了，再來……再來7年）是在以上已有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具有集年夜成意義的敦煌變文收拾本。
《敦煌變文校注》所收變文包含《敦煌變文集》的年夜部門，《變文集》原錄78種，此中《下女夫詞》、《秋吟》、《搜神記》、《逆子傳》四種并非變文，因予以剔除，部門《押座文》、《解座文》作品根據原卷情況作了合并和調整。據俄羅斯、japan(日本)和臺灣等地所躲補輯變文寫本12種，全書共計收錄86種，基礎囊括了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一切敦煌變文類作品。因為作者長期從事敦煌俗字和俗語詞的研討，又有撰著《敦煌變文集校議》的充足的後期凖備，所以《校注》在文字的校訂和俗語詞的釋證上所獲得的成績最為凸起，為學術界供給了凖確可托的文本。但因為本書的注釋重要集中於那些“字面熟澀而義晦、或字面通俗而義別的俗語詞”，“其他通俗字詞及人名典故之類，則普通不予注釋”（凡例），也就是說，本書在“校”與“注”兩方面是校勘詳盡而注釋則有所側重，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注釋本。這一點將它與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對讀，即可體會獲得。《選注》對27篇變文類作品作了詳盡的校勘和注釋，注釋包含了作品本領、俗語詞和所涉人物、典故、典章軌制等各個方面，更便利普通研討者和通俗讀者。
就已經獲得的結果來看，過多地遭到《敦煌變文集》的制約和局限是敦煌變文收拾中的一個缺憾。一方面，隨著學術界對變文等講唱作品體制的深刻研討，應對《變文集》所收作品進行更凖確的分類鑒別；另一方面，因為受當時條件的限制，《變文集》在文字校勘上有著較多的錯掉，與其包養網 他晚期校錄本一樣，《變文集》還存在著嚴重的脫離寫本迂回理校的情況。《選注》錄文以《變文集》為藍本，必定水平上增年夜了辨析後人校錄錯掉的篇幅。《校注》除了個別篇目以古人校錄本為藍本（如《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以潘重規錄本為藍本）外，年夜多直接以寫本膠片為藍本，但也保存《變文集》的一切校記。
伏俊連《敦煌賦校注》 《敦煌賦校注》（甘肅國民出書社，1994年）匯集44件敦煌寫本中的25篇賦體作品，予以校錄和注釋，除了當時未見的三個俄躲寫本未進校外，可以說是收錄完全的敦煌賦總集。敦煌賦年夜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見於《文選》的先唐賦，如張衡《西京賦》、王粲《登樓賦》、成公綏《嘯賦》、左思《吳都賦》等；二是唐代文人賦，如見於五卷本《王無功集》的王績包養 《游北山賦》、《元正賦》、《三月三日賦》，見於《盈川集》的楊炯《渾天賦》，僅見於敦煌寫本的劉包養網 希夷《逝世馬賦》、高適《雙六頭賦》、白行簡《六合陰陽交歡年夜樂賦》等；三是最具特點的敦煌俗賦，如《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二種等。晚期關於敦煌賦的收拾和刊佈，因為見聞的局限，多為單篇情勢。如1910、1911年蔣斧、劉師培為《文選·西京賦》殘卷所作題記和撮要，1914年葉德輝為《六合陰陽交歡年夜樂賦》撰寫校記和跋語，刻進《雙梅景盦叢書》。爾後王重平易近較集中地對《文選》寫本和唐代文人賦作了敘錄和收拾，如《文選·嘯賦》、《王無功集》三賦、高適《雙六頭賦》、劉希包養 夷《逝世馬賦》等。六十包養 年月，海內學者陳祚龍、饒宗頤分別對王粲《登樓賦》包養網 作有校證和研討。八十年月，柴劍虹初次對“江州刺史劉長卿”的《酒賦》（別名《高興歌》）作了校錄。最早的敦煌賦類作品收拾本是潘重規《敦煌賦校錄》（《華岡理科學報》第11期，1978年），收錄先唐賦、俗賦以外的敦煌賦作11篇；爾後有張錫厚《敦煌賦集校理》（《文學遺產增刊》第18輯，山西國民出書社，1989年）發表，較前者多出《逝世馬賦》、《月賦》二篇，此前已分別有王重平易近（《補全唐詩》）和柴劍虹（《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補錄》，《文學遺產》1983年第4期）校錄本。
上列潘、張收拾本二種均以單篇論文情勢發表，伏俊連《敦煌賦校注》是第一本以專書情勢結集問世的敦煌賦類作品總集。《校注》在後人已有校勘結果的基礎上，應用敦煌寫本膠片包養 對原文作了周全認真的校勘，遺憾的是最終以簡體字付梓出書，使校勘結果不克不及獲得所有的反應。《校注》在注釋上最見功力，此中除《文選》先唐賦有舊注、敦煌俗賦有古人注本外，年夜多數作品為初次作注，有相當的難度。注釋充足應用已經獲得的結果，援引繁富，取舍得當，尤其是應用賦體作品的葉韻規律，考辨原文長短，糾正後人誤說，補充校注，多有超出後人之處。此書出書後，作者連續發表了多篇補校論文，我們盼望《敦煌賦校注》的修訂繁體天性夠有機會出書。
繼《敦煌賦校注》之後出書包養 的有張錫厚《敦煌賦匯》（江蘇古籍出書社，1996年），《賦匯》比《校注》多收《恨賦》和《觀音證驗賦》二種，在已知的28篇敦煌賦中僅缺《吳都賦》（L.1502）一篇，是今朝收錄最全的敦煌賦集。《賦匯》接包養 收了《校注》的部門校勘結果，以繁體手抄影印的情勢出書，在堅持原卷文字凖確性上優於《校注》，但《校注》以全文注釋為基礎的文字校訂和語詞釋證，則比《賦匯》有明顯的優勢。
以“賦”為題的敦煌賦類作品，其文體實有年夜的差別，由此而來的研討方式的差別也應體現在具體的研討當中。如敦煌寫本《文選》所載先唐賦的收拾，應更多地以《文選》為出發點，而不是單個作品。關於敦煌本《文選》，近日有羅國威《敦煌本昭明文選研討》（黑龍江教導出書社，1999年）出書，其重點在以《文選》的傳世善本與敦煌本參校，比勘文字異同優劣。但所收寫包養網 本尚不全,僅賦類作品即缺《吳都賦》（L.1502）、《恨賦》（S.9504）二篇，對敦煌學界已有的結果也未能作充足的吸納。別的，饒宗頤編《敦煌吐包養網 魯番本文選》即將由中華書局出書，收錄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所有的《文選》寫本影件，并有詳細的敘錄，對相關研討將年夜有裨益。
二○○○年四月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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