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羊學雙軌演進及其哲理啟示
作者：陳其泰
來源：《濟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蒲月十三日丁未
耶穌2020年7月3日
內容撮要：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視義理闡釋的今文公羊學說從頭遭到有識見的學者的重視，這不僅成為晚清公羊學復興的起點，並且表白到了清中葉，重視義理闡釋的學術路數已經遭到學者的重視，蓄勢待發。而清朝統治恰好由盛轉衰，這一重視變革、“以經議政”的今文經學的復興，正與社會牴觸的展開相激蕩，與時代潮水相合拍，因此登上學術舞臺的中間，成為時代思惟的主流。繼承莊存與學術路數者有劉逢祿、龔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維新的領袖康有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學術變革和社會革興的時代年夜潮。不過，到乾隆中葉已達極盛的考證學不會驟歇，依然堅持其“慣性運動”，因此有孔廣森及其后的學者仍以文獻考證的學術路數對待公羊學說，由此而構成了學術上雙軌并進的獨特景觀。對于這一視角新穎、內容豐富的課題，我們需求進行探討和總結，深化對公羊學說史和清代學術的獨特內涵的認識，并且從中獲得寶貴的哲理啟示。而對中國外鄉歷史闡釋學的內涵和特點作深刻的發掘，定將能為建構當代中國歷史闡釋學學科體系供給主要助力。
關鍵詞：晚清今文公羊學說 雙軌并進 議政派 經注派 中國當代歷史闡釋學學科建設
作者簡介：陳其泰，北京師范年夜學歷史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史學史。
在清代學術史上，武進莊存與于乾隆末年著成《年齡正辭》一書，乃是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務。其緣由安在呢？這是因為，《年齡正辭》是從重視義理的路數，來解釋儒家經典《年齡公羊傳》的。在乾隆年間，長期風行的是以“古文經學”思惟體系為指導而構成的專重嚴密考證的學術風尚，學者們競相從事史實排比考辨和文字音韻訓詁的任務。莊存與著《年齡正辭》則是與此明顯分歧的另一種學術路數，他所重視的是從義理層面對儒家經典《年齡公羊傳》進行解釋。在歷史上，從義理上解釋《年齡公羊傳》的著作，在兩漢時期曾產生過兩部名著，一是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著《年齡繁露》，一是東漢末年何休著《公羊何氏解詁》。可是自何休以后，年齡公羊學說便再無人問津，從此低沉了一千多年。故此，莊存與所著《年齡正辭》的出現，乃意味著公羊學派長期中絕之后從頭接續了統緒，絕非偶爾性事務，此中包含著多重歷史信息，需求用高低貫通、掌握源流變化的目光加以分析，并進而論述晚清公羊學何故構成雙軌演進的格式以及因分歧學術路數而產生的迥但是異的歷史感化。
一、莊存與、孔廣森分歧的學術路數及其深層社會文明佈景
(一)莊存與：重視義理闡釋，求公羊學之正路
莊存與(1719-1788)字方耕，在乾隆年間撰成《年齡正辭》十三卷，他表白其學術主旨是尊奉漢代董仲舒、何休今文學家的統緒，求公羊學之正路，這在清代有創始之功。
在莊氏之前，元末明初學者趙汸曾著有《年齡屬辭》十五卷。其著作意圖，是不滿意當時學者只據《左傳》解釋《年齡》。趙氏認為：孔子據魯史修《年齡》，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①。他意識到《公羊傳》重視《年齡經》的“義”，這點應予確定，但他不消闡發“微言年夜義”的方式，而是希冀通過文獻學歸納“屬辭比事”的方式，來推尋《年齡經》之旨，這就未能找到摸索這門學問的正路。莊存與著《年齡正辭》，書名與趙氏僅一字之差，實則包括著性質的嚴重變化。
最典範的例子就是關于《公羊傳》對魯國君“即位”若何書法的解釋。趙汸《年齡屬辭》首條提出：“嗣君逾年即位，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可即位禮，不書‘即位’。”他說明，這一“書法”的規則是由文獻學方式歸納而得來的。從“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見于《年齡》中十一條記載，趙汸認為：魯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個國君，都是第一年嗣子繼位，“逾年正初一日，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隱、莊、閔、僖四君元年，都僅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趙氏認為這些都有特別緣由，如“隱公攝君位，不可即位禮。”②按趙氏所說，隱公元年首條的記載，只是據魯史而來，毫無深切奧妙之意旨。
然則，按莊存與的解釋，這一記載卻包括很是主要之意義。他說，《年齡》這樣書法，不是隱公未嘗踐位、行禮。“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后稱元年，君之始年，非別人，隱公也。”進而說，這樣書法，是表現隱公只攝相位，以將來讓位于其弟桓公。可是，桓公后來弒其兄隱公，是年夜惡的行為，正是隱公助長他的。所以隱公這種讓恰好應遭到譴責。他由此得出一條原則：“《年齡》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按，指自隱公二年至十一年，《年齡》經文中均無“正月”字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為正，而不自為正。不成一日而不之正也!”③
莊存與這樣解釋，《年齡》中首條的書法，實包括有國君應遵從天理、父命，莊嚴治國，而譏評魯隱公卻未能依此而行這些深入的意義。
莊存與對《公羊傳》首條記載，魯隱公不書“即位”的獨到解釋，其意義極不服常，他在乾隆年間學壇中彰顯了一種獨具的著作主旨，一種與眾分歧的新的治學風格。乾嘉時期的學者們競相以彙集、排比、歸納史料和注釋字句作為才力的顯示，而莊存與卻專重從義理層面闡釋儒家經典，以繼承發揚董仲舒、何休的義法為主旨，與風行的學術路數迥但是異。《年齡正辭》全書分為正奉天辭、正皇帝辭、正內辭等九類，是依照莊氏所懂得的公羊學家法，將《年齡經甜心寶貝包養網》主要文辭按類歸納，逐條作出自已的解釋。故此，他對《公羊傳》開端“元年春王正月”極為重視，稱為“建五始”，作為“正奉天辭”的第一項。他重申何休所說，“政莫年夜于正始。故《年齡》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五者同日并建，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年夜本，萬物之所系，不成不察也。”且又引述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言人君依天意行事，以正朝廷百官，統率萬平易近，四方之內正氣充旺，邪氣蕩清，達到風調雨順，萬平易近協和，五谷豐登，草木旺盛，四海承平的地步，霸道獲得完善的實現這番話。這就無力地證明：莊氏的公羊學著作是以董仲舒、何休的學說為最基礎出發點，應用公羊學來宣揚王權神授、天人合一、君臣名分不成超越的觀點。
同樣主要的是，“年夜一統”“通三統”“張三世”是公羊學說的焦點命題，莊存與書中明顯地尊奉這些學說，以之作為立論的依據。這些公羊學的焦點觀點曾經被漢代董仲舒、何休鼎力闡發，而后來掉落了一千多年，“現在從頭被拾起，《年齡正辭》中所論，真可謂是兩漢公羊學年夜師在千余年后惹起的回響”④。譬如，他以凸起的位置論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年夜一統也。’”“《年齡》所以年夜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任何人都不允許有違背于專制王權統一政教的行為。他又引述董仲舒所說：“《年齡》年夜一統者，六合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對此，莊氏特別加注，說：“此非《年齡》事也。治《年齡》之義莫年夜焉。”意思是，上引這段話不是《年齡》一書中本有的內容，是董仲舒運用《年齡》年夜一統觀點加以發揮的，在漢代產生了極高文用，明天依然有指導意義。又如，關于“通三統”，莊氏的解釋也有甚為中肯之處。他論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圣，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⑤公羊學家根據夏、商、周三代實行“三正”，歷法分歧，而引申出一套理論：三代分別實行三種歷法，新朝樹立，就要確立新的正朔，規定朝廷所崇尚的服飾的顏色，說明分歧的朝代，軌制上必定要有適當的變革。這就是“通三統”，由此引申出“改制”之說。公羊學家還認為，孔子所說殷代對夏代禮樂軌制，周代對殷代的禮樂軌制，都有繼承，又有損益，“改制”的主張正合適孔子“損益”之說。莊氏又援用劉向所稱“天命不獨私一姓”之說，強調其說之積極意義：正如舊歷法沿用既久誤差過年夜即要廢除，新的正朔將取而代之一樣，朝代也是要更易的，一姓的君王不成能永遠不變，“天命”有能夠轉授別人，讓他姓做君王⑥。
莊存與還著有《年齡要旨》⑦，強調對《年齡》的懂得不克不及“執一”，應該“知權”。“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克不及應。”反復聲名要深刻體會圣人之心、圣人之法，即領會精力實質，靈活變化。不成依照刻板的定規往懂得，不要拘泥于具體的論斷，墨守一、二現成的結論。他又強調《年齡》的義旨直接關系到國家治亂、禮法倫常，圣人對此有特別的設定：“《年齡》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粗略小，詳變略常，詳正略否。”是故《年齡》無空文。這些論述都無力地啟發后人深入地往懂得公羊學說的政治性特點。
(二)孔廣森：自立“三科九旨”，違背公羊義法
饒有興趣的是，在莊包養意思存與完成《年齡正辭》之后不久，出現了孔廣森所著《公羊通義》一書。此為清代第二部公羊學著作，因此對于惹起學者社會留意和研討公羊學說，畢竟有些感化。孔氏不贊成《年齡經》要靠《左傳》相輔才幹讀懂的說法，重申《年齡》“重義”的主張。他認為：“年夜凡學者謂‘《年齡》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年夜惑。……世俗莫知求《年齡》之義，徒知求《年齡》之事，其視圣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⑧孔廣森針對當時風行于許多樸學家中專重史事、忽視史義的觀點，提出孔子據魯史而修成的《年齡經》，所著重的是義旨。“經主義”“史主事”，二者性質相往懸殊。假如拿史書的標準請求《年齡》，責備它記載過于簡略，那等于把“經義”所有的拋棄干凈!孔廣森主張《年齡》“重義”，就這一項而論，同漢代公羊學者的見解是接近的。故此，他又強調唯《公羊傳》最知《年齡》的義旨，《左》、《穀》二家則談不上把握“圣人制作之精意”⑨。孔廣森《公羊通義》中這些主張，對于清中葉以后學者留意研討、從頭繼起這門千年絕學，應該說是有其必定的意義。
孔廣森的嚴重掉誤是自立“三科九旨”，結果形成他科學了治甜心花園公羊學的正確標的目的。他是乾隆中期以后達到極盛的“漢學”陣營中的一員，所熟習、所佩服的是考訂、訓詁一類方式。用這種標準來對待公羊學，他極不滿意包養合約那些“很是異義可怪之論”，認為它們“支離”“拘窒”，絕不足取，故棄之若敝屣，另來一套。公羊學說焦點內容之一之“通三統”是闡述各個朝代的軌制并非沿用不變，孔廣森對此不睬解，他拘泥于訓詁學的解釋方式，只把“通三統”解釋為三種歷法的演變，故說：“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全國之年夜法，雖文王不是廢。”由于孔廣森是用古文經學家文字箋注的方式來治學的，“通三統”這一公羊學家宣傳歷史變易、政治上必須實行“改制”的學說全然不見了，只剩下建子、建丑、建寅三種歷法的演變，並且他所懂得的是循環變化，這就嚴重違背了公羊學說的本心。
公羊學原有的“三科九旨”，是何休依據西漢胡毋生、董仲舒傳授的理念，加上自已鉆研而總結出來的。它包含：新周，故宋，以《年齡》當新王，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蠻夷，三科九旨也。徐彥所援用的三科九旨，內容雖未見完全，但它鮮明地體現出公羊學說的政治性和變易性的特點，代表了公羊學的真諦。可是，孔廣森卻不守何休的解釋，自立“三科九旨”，發展到趙汸的程度。孔氏自立的“三科九旨”是：“《年齡》之為書也，上本天道，頂用國法，而下理情面。……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情面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⑩。
我們只須拿孔氏的第一科“時、月、日”來作剖析，便可清楚其明顯的掉誤就是用“屬辭比事”來懂得《公羊傳》的義旨。《年齡》以這般簡略的文字記載史事，往往只了解有這么回事，而不明事務的緣由、佈景，若何體會此中的褒貶年夜義呢？他認為應采取趙汸的辦法，找出其屬辭比事的特點，才是最好的辦法。于是要逐一窮究《年齡》所載時、月、日書法的分歧：同是記年夜夫卒，明確記日的是“詳”，不記日的是“略”；同是記交聘活動，明確記月的是“詳”，不記月的是“略”……孔廣森總結的這套“時、月、日”，概況看似乎條理清楚，實則往往難以自圓其說，因為歷來治公羊學者都承認要總結《年齡》的例，一定是此通彼礙，無法劃一。故一貫稱“《年齡》無達例”，于是，還得講“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事同而辭異，事異而辭同”，孔廣森明知這此中有良多無法說通之處，所以只好說“大略”如此，這是事前為講欠亨之處留下捏詞。
孔廣森自立的“時、月、日”“譏、貶、絕”“尊、親、賢”，這“三科九旨”，都是企圖深究《年齡》屬辭比事的“凡例”，但又往往都陷于捉襟見肘的逆境，故只好隨時敷衍應付。更為緊要的是，孔廣森的“三科九旨”只從技術性著眼，相對于趙汸，實是一種發展。他拋棄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整違背從政治性和變易性角度考核的正確標的目的，這就無法發掘出《年齡》的“義”，也就無法由此加以發揮、表達自己的思惟主張。拋棄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學的政治性等項特點，孔廣森對《公羊傳》所作的解釋就掉往活潑的性命力，變成普通的樸學家的訓詁考訂文字，公羊學應有的思惟上哲理上的啟發氣力驟掉。魯隱公元年傳文是《公羊傳》的開篇，哀公十四年傳文則是壓軸之作，故何休對它們的解釋，特別支出匠心，所闡發的問題更有全局的意義。拿孔廣森刪改后的新注對比，便可顯出二者的高低懸殊。而往失落了發揮“改制”“以《年齡》作新王”這些事理和引申的說法，公羊學就掉往了靈魂，只剩下軀殼。
(三)“義理之學”從頭遭到重視的深層緣由
莊存與《年齡正辭》獲得的成績，是“義理之學”在清代中葉從頭遭到重視的象征性事務，對此，應當以貫通高低的目光，對學術風尚變遷的實質性問題作深刻探析。起首，說明在考證學極盛的風氣下，已經孕育著它的對立物——重視觀點辨析、重視哲理摸索學術路數的出現。先秦儒學已開創了重視義理和重視考證兩種優良傳統。孔子學說主張重證據，戒盲從。他告誡人們對于文獻和歷史知識，絕對不克不及憑主觀臆測，而應該“多聞”“多見”“多識”，虛心腸、廣泛地學習，然后穩重地選擇正確的東西，加以確定。對于并不清楚的東西，就先予以保存。他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11)又說：“多聞闕疑，慎言其余。”(《論語?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孔子的這些主張都為后來古文經學派所發揚，構成實事求是、廣搜資料、嚴密考證的學風。孔子又重視“義理之學”。孔子著《年齡》，意在“撥亂世、反之正”，意義極其嚴重，而他明確地把“義”即思惟觀點的正確放在重要位置，如孟子所言：“包養網比較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12)年齡公羊學，就代表鼎力繼承和發揚孔子重視義理之學之一派，由《年齡公羊傳》發端，經董仲舒、何休鼎力推闡，構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的歷史闡釋學體系，在儒家學說中獨樹一幟。
乾隆年間本來是考證學風行的時期，莊存與卻公開舉起旗幟，愛崇漢代董仲舒、何休的路數，求公羊學之正路。他能捉住本質性問題，對“年夜一統”“張三世”“通三統”等公羊學基礎命題，作進一個步驟闡釋，并強調：“治《年齡》之義莫年夜焉。”這樣，莊存與就把在儒學演進歷程中千余年所掉落的公羊學說之“微言年夜義”，從頭拾起，并且予以推進，因此惹起清代有識見的學者的重視，所以莊存與當之無愧地是封建社會后期公羊學復興之開創者。這不僅成為晚清公羊學復興的起點，並且表白到了清中葉，重視義理闡釋的學術路數遭到學者的重視，蓄勢待發。而在此時，清朝統治恰好由盛轉衰，這一重視變革、“以經議政”的今文經學派的復興，正與社會牴觸的展開相激蕩，與時代潮水相合拍，因此登上學術舞臺的中間，成為時代思惟的主流。繼承莊存與學術路數者有劉逢祿、龔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維新的領袖康有為等人，由此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時代主潮。不過當乾隆中葉，考證學風行的風氣不會驟歇，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它依然要堅持其“慣性運動”，因此有孔廣森及其后的學者仍以文獻考證的學術路數對待公羊學說，由此而構成了學術上雙軌并進的獨特景觀。
二、雙軌并進各守家法，社會後果相往天壤
(一)嘉道時期的演進趨勢
莊存與的學術影響了其從子述祖，孫綬甲，外孫宋翔鳳、劉逢祿，他們皆喜談公羊學說，并構成清代有名的常州學派，劉逢祿尤能傳其學。然則，莊存與之治學并未完整努力于公羊學，他除了撰成《年齡正辭》等書外，又撰有《周官記》《周官說》《毛詩說》，仍主古文經傳之說。這種治學路數正好反應了由古文經學風行向今文經學“復興”相遞嬗的時代特點，莊存與也只能完成其與“揭開復興尾聲”的成分相合適的歷史任務。他對公羊學說尤感興趣的是政治性息爭釋性二者，而對“變革”“進化”則少有措意。他堅決請求擁戴皇室，稱：“天無二日，平易近無二主。郊社宗廟，尊無二上。治非王則革，學非圣則黜。”(13)他鼎力宣揚帝王是承天命而治，“年夜哉授命，釗至我圣”(14)，并請求銘記天子的年夜恩，“君父憂勤，臣子安樂，其永言哉!”(15)這種特點，不僅與莊存與先后擔任禮部侍郎、學政等顯榮職位有關，同乾隆時期仍號稱“亂世”尤年夜有關系。當莊氏從事著作的時期，封建國家仍堅持著其包養網心得表面的強盛，統治局勢仍堅持相對穩定，社會包養感情牴觸仍暫時被掩蓋著，無怪乎莊存與要唱出“君父憂勤，臣子安樂”的頌詞。
劉逢祿(1776-1829)是為清代公羊學張年夜旗幟的人物。他曾歷任禮部主事，故又被稱為劉禮部。其重要貢獻是，以其歷數十年冷暑的摸索，從頭發現公羊學“以經議政”的主要價值，故獨具慧眼地提出“欲正諸夏，先正京師”，預示著公羊學說將發揮政治氣力。他所著《公羊何氏解詁釋例》是一部在例證豐富嚴整的基礎上精當地發揮義理的傑出之作。在此書的《敘》中，他即聲名其著作的主旨是鼎力闡發“圣人之微言年夜義”。由莊存與首開其真個清代公羊學，到了劉逢祿手里，發展成為一種有深入哲學思惟體系作指導、有多種著作作闡述的具有堅實基礎的時代顯學。
劉逢祿響亮地提出只要公羊學說才得孔子真傳，并重理了《公羊傳》—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學派系統，堂堂正正地拿出來與古文學派相對抗，強調這是被埋沒的儒家正統。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學說，至此才得顯揚。《年齡公羊經何氏釋例敘》一文就是其學術宣言書，集中論述三年夜緊密聯系的問題：一，認為《年齡》集中體現了孔子治全國的精義，“《年齡》者五經之筅鑰也”，“撥亂歸正莫近《年齡》”。二，唯《公羊傳》得孔子真傳，其后董仲舒對闡揚孔子學說立了年夜功。三，他自己的職志，是繼承董仲舒、何休學說的統緒，從頭發揚早已幽暗的圣人之“微言年夜義”，求得儒家學說中“經宜權變”“損益制作”之要義。他及時厘清以文獻歸納方式解釋公羊學說的錯誤懂得，糾正孔廣森別立“三科九旨”的不恰當做法，第一個站包養app出來予以明確批評：“乃其三科九旨，不消漢儒之舊傳，而別立時、月、日為‘天道科’，譏、貶、絕為‘國法科’，尊、親、賢為‘情面科’。如是則《公羊》與《榖梁》奚異？奚年夜義之與有？”指明孔廣森的錯誤，堵住了混雜公羊家法、抽失落公羊學靈魂的岔路，指出了繼起的學者應該遵守的標的目的，這對于清代公羊學的發展實具有關鍵的意義。劉逢祿再次昌言年齡公羊學的基礎觀點：《年齡》的實質是“因魯史以明國法，改周制以俟后圣”。“《年齡》為百王之法，豈為一人一事而設哉!”《年齡》為一部政治書，孔子以褒貶書法依靠了自已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思惟，等于為后代治國者確立了最基礎年夜法。這些論述表白了劉逢祿的深入洞察力，堪稱繼絕起廢，並且強調這是被埋沒的儒學正統，年夜年夜進步了公羊學說的位置。
劉逢祿的經學成績實包含內部開掘構建與內部澄清兩個方面。對《公羊傳》所蘊涵的內容、主旨，他作了深刻的開掘、總結和闡發。在內部，對于經常被拿來作為非難《公羊傳》所依據的《左傳》《榖梁傳》，又揭穿其弱點，動搖其位置。基于上述兩項，他有來由宣布說：《年齡》在儒家經典中有“網羅眾經”的位置，代表了儒家學說的精華。而《公羊傳》得其真傳，董何之書，一語一言，皆精妙絕倫。他張至公羊學的旗幟，并不是出于個人偏愛，而是事理發展之必定，是學術演進所賦予的時代任務!從學術演進趨勢看，具有關鍵意義的是，劉逢祿的不凡盡力，為清代公羊學說爭得了足以與古文經學派相對抗的堅固位置。梁啟超論清代今文學派突起的歷史，稱劉逢祿發揚莊存與開創的學術，“年夜張其軍，自是‘公羊學’與許鄭之學代興，間接惹起思惟界反動”，而常州學派成為“一代學術轉捩之樞”(16)，實為確評。
劉逢祿還獎掖了青年思惟家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兩人(17)，實現清代公羊學說的薪火相傳，龔、魏兩人由是成為嘉道年間思惟界的刺眼的新星。龔、魏的嚴重貢獻，是反應了鴉片戰爭前后社會牴觸激化、封建統治危機加深的時代請求，對公羊學說實行了一番反動性改革，灌輸進批評封建統治的新精力。龔自珍接收和應用公羊學哲學“變”的內核，將據亂—升平—承平三世說，改革成治世—衰世—亂世的新三世說，用來論證封建統治墮入危機。他說：“吾聞深于《年齡》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為一等。”并且他斷言封建統治已到了“衰世”無疑：“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容類治世。口角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無口過也，似治世之希聲；途徑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不議。……但是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18)對于衰世的包養甜心網種種特征做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刻畫。在《尊隱》這篇有名政論中，他奇妙地運用象征和隱喻伎倆，以“三世說”來描繪專制統治的瀕于滅亡。他用“早時—午時—昏時”來歸納綜合封建勢力由盛到衰的規律：日之早時，“照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吸引清氣，宜君宜王”，這時統治集團處于上升階段；日之午時，“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統治集團還能把持局勢；到了昏長期包養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眼光，吸飲莫氣，與夢為鄰”“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鹖旦不鳴，則山中之平易近，有年夜音聲起，六合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19)。跟古文學派一貫宣揚三代是承平亂世、封建統治次序天經地義、永恒不變的僵逝世教條相對比，龔自珍所闡發的公羊三世哲學觀點，顯然是新鮮活潑的，不難觸發人們對現實的感觸感染，啟發人們對時代變化的觀察。
魏源同樣是今文經學的健將。他對公羊歷史哲學的重要貢獻在于：將公羊學說變易的觀點，糅合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考核之中，提出了“氣運之說”，用以歸納綜合歷史形勢的年夜變局。龔自珍因卒于鴉片戰爭發生的次年，對于東方勢力東來后出現的劇變未能有更多的認識。魏源則在鴉片戰爭后還活了十六年，他平生跨過封建季世和近代史開真個兩個時代，因此，對鴉片戰爭以后局勢的變化有深入的感觸包養ptt感染。他總結公羊歷史哲學而構成的“氣運說”，極年夜地幫助他往體察因鴉片戰爭而惹起的新的歷史巨變。對公羊變易歷史哲學的改革和運用，使魏源開始認識到東方資本主義對比中國封建主義已經顯示出其先進性。所以他能夠反應時代請求，倡導“師夷長技以制夷”，年夜聲疾呼清楚外國，在《海國圖志》一書中鼎力介紹東方地輿、歷史、政體、科技知識，成為近代倡導向東方學習的先驅人物。
與上述“議政派”學者劉逢祿、龔自珍、魏源比擬較，嘉道時期別的兩位“經注派”學者凌曙與陳立的公羊學著作，其特點則可明顯地歸納綜合為：對公羊學的焦點命題甚為隔閡，舍其本而逐其末，詳于資料而缺少時代氣息。凌曙(1775-1829)，字曉樓，與劉逢祿年夜約生涯在統一時期，著有《年齡公羊禮疏》十卷、《公羊禮說》三十篇。陳立(1809-1869)，字卓人，著有《公羊義疏》七十六卷。
《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注中講“據亂—升平—承平”，而這些公羊學說的焦點問題，在凌曙的書中最基礎找不到，更不消說加以闡發了。通觀凌曙所撰《年齡公羊禮疏》、《公羊問答》諸書，能略略觸及公羊義法者實在很難覓得。舍其本而求其末，舍其年夜而求其小，是凌氏學術的特點。他說本身治學是“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算是有承認本身致命弱點的勇氣。如，《年齡》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休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往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何休注中稱“據魯”“往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是講孔子含有深意地變周歷的春季為夏歷的夏季，預示著朝代要改變，新局勢將出現。凌氏卻一引《年夜戴禮》冬獵為狩之舊說，了無新義；二引絕不相關的偽書《孔叢子》“三統之義，夏得其正”的無根之說，與公羊義法風馬牛不相及；最后引宋帝詔書稱“圣人集群代之美事為后王制法”，把何休解釋孔子修《年齡》不單具有預示政治局勢要發生宏大變化，進而說明歷史必變的思惟，下降為在禮制上采集眾說以實行之。像這樣的疏解，最基礎不得公羊學的要領，相反地只能把讀者引向岔路。
《清儒學案》卷一三一曾評價凌曙、陳立著作云：“曉樓蓋亦好劉氏之學者，而溯其源于董氏，既為《繁露》撰注，又別為《公羊禮疏》《禮說》《問答》等書，實為何、徐元勳。卓人傳其師說，鉤稽貫串，撰《義疏》一書，遂集《公羊》之年夜成矣。”《清儒學案》編撰者對于學術源流實在隔閡，對于公羊學說更是曖昧無知，凌曙學術風格與劉逢祿迥然分歧，誠如楊向奎傳授指出的，劉氏是“賢者識其年夜”，凌氏是“不賢識其小”。“陳立的《公羊義疏》用力勤而取材豐富，在清人的義疏中，論資料之豐富可稱上選，但缺少斷制功夫，乃至獺祭而無所適從，更談不到‘集《公羊》之年夜成。’”(20)凌曙舍義理的年夜端宏緒，選擇從禮制作疏解，所走的是一條狹窄的小徑，所言確實是卑之無甚高論。陳立與凌曙有師承關系，陳立治公羊學的路數與凌曙基礎雷同，而成績高于凌曙。陳立《公羊義疏》可取之處是，他對孔廣森混雜公羊家法的某些說法有所駁正。關于公羊學家之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的說法，陳立也重申了何休的解釋，而不贊成孔廣包養甜心網森的別解。陳立此書雖以“義疏”名，然則疏解公羊學的義理實非其所長，他的興趣乃在禮制訓詁方面，依然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故當代學者評價此書缺乏以稱“義疏”，而應該稱“集解”。陳立舍棄了公羊學“張三世”“通三統”的年夜義，最基礎不睬解這些問題的主要性，而把自已疏解的目標集中在“錯綜”異例和異辭上。陳立解釋“何言乎王正月？年夜一統”句，也從最基礎上改變了何休“授命改制”的意思，又往失落了劉逢祿“變”的觀點，只剩下卑缺乏道的文字訓詁。陳立不清楚公羊學的精華在于“變”，用變易的觀點對待社會、軌制等等的演變，故此他對“升平”“承平”諸義，均逗留在字面的懂得，拘泥刻板之甚。何休提出“三世說”顯然是遭到《年齡繁露》的啟示，并加以發展。陳立不克不及深入領會公羊家法，更不善于發揮。像據亂—升平—承平這樣對公羊學極其關鍵並且本該能夠有所發揮的處所，陳立的表現實在使人掃興，他只作了這樣的疏解：“舊疏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至于承平矣。”他的確講不出什么義理。陳立生涯在嘉慶、道光時代，清朝統治的嚴重危機已日益裸露，時代的請求，是在哲學思惟上實現變革，用新的學說批評專制軌制、揭穿其罪惡。可是陳立卻做不到。此一時期若僅有陳立的《公羊義疏》，則公羊學將因完整脫離社會現實而繁茂。陳立著成此書時，中國與外國關系更出現了亙古未有的變局，新的哲學家需求根究世界的目光，這更是陳立所未夢見。批評專制和認識世界，這兩項艱巨任務便需求龔自珍、魏源這樣傑出的人物來完成。
(二)戊戌維新前后雙軌演進的新特點
至戊戌維新時期，以康有為(1858-1927)(21)為代表，更將公羊歷史變易觀與東方政治學說、近代進化論相糅合，發動了近代史上意義嚴重的變法運動，公羊學說因之風靡全國。
在政治上，康有為將公羊三世說跟樹立君主立憲的主張結合起來，構成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進化理論。他在戊戌前后的多種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包養犯法嗎學說，論證變法維新是歷史的必定。《論語注》云：“人性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為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年夜統；由獨人而包養網ppt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立憲，由立憲而漸為共和。……蓋自據亂進為升平，升平進為承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分歧風。……孔子之為《年齡》，張為三世，……蓋推進化之理而為之。”(22)可見康有為“三世說”的要義有二：1、據亂—升平—承平“三世”相當于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平易近主共和三個階段，是全國萬國運行的廣泛規律。所以，變法維新是歷史的必定，是達到承平亂世的殊途同歸。2、既然中國現代儒家經典中已經包括這些主要的“進化之理”，那么現在實行變法也就完整正當了。可見，康有為推演公羊三世說的實質，是代表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了反對封建專制、樹立君主立憲、變法救國的時代請求。康有為對公羊歷史哲學的發揮比龔、魏年夜年夜前進了，龔、魏引申公羊學說宣傳變革時，還逗留在議論階段，至康有為則將公羊學說與資產階級的請求相結合，直接發動了一場政治變革運動，他的新“三世說”即是維新派的政治綱領。這些情況說明中國社會階級關系出現了新變化，由于平易近族資本主義在19世紀90年月獲得初步發展，使維新運動有了必定的階級基礎。但是，這個階級特別是維新派上層是極其軟弱的，所以康有為的實質請求又只限于對封建軌制實行改進。
康有為在其32歲以前尊古文經，但他不屑于考據帖括之學，他從早年起，就慢慢構成了強烈的經世意識和救亡圖強的精力。平易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使他不斷遭到強烈的安慰，他生涯在廣東沿海地區，使他很早就有能夠接觸東方文明，對資本主義軌制的先進性有所認識。1888年5月，他赴京參加鄉試。在京城期間，他感觸感染到中法戰爭掉敗后時局的危險，認為中國應及時發憤變法。同時發愿要創立同世局宏大變化相適應的、不“拘常守舊”的新異學說，以能夠對平易近眾產生年夜的影響力。此后，康有為在廣州兩次與廖平見面，接收其影響，確立了今文公羊學觀點。康有為接收今文經學，恰是他抱定救世、變革和接收東方新鮮學包養條件說的邏輯發展。
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發行了他所著《新學偽經考》(23)。這部著作以其與長期居正統位置的古文經學完整相對立的觀點震動一時，構成“思惟界之年夜颶風”(24)，康有為樹立起反對自東漢至清代學者們所尊奉的古文經傳的旗幟，力辨劉歆所爭請立于學官的古文經均系偽造，故稱“偽經”。《新學偽經考》的產生是正在醞釀的維新變法運動將要發生的一個信號。《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撰成，次年發行。康有為談到兩部書的關系時說：“既著《偽經考》別其真贗，又著《改制考》而發明圣作。”(25)一部是立意于破，通過攻擊長期高踞于廟堂之上的古文經學，而否認固守古訓、沿襲守舊的傳統觀念。一是立意于立，通過闡釋孔子“改制”學說宣傳變法的符合法規性、急切性，兩部書配合奠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體系。康有為以其巨大氣魄和愛國豪情，將議政派的理論創造推向岑嶺，把公羊三世說與歷史進化觀，以及資產階級君主、平易近主學說都糅合起來，以闡釋公羊學的微言年夜義為途徑，把公羊三世說改革、發展成為由封建專制進為君主立憲、再進為平易近主共和的新學說，成為維新時期向封建專制政體和頑固勢力進攻的思惟兵器。
戊戌時期前后以分歧路數研治公羊學的學者，我們可以舉出王闿運、廖平兩人。
王闿運(1832-1916)，字壬秋，室名湘綺樓。他是同治至光緒初年宗今文經學的學者，著有《年齡公羊何氏箋》十一卷。此書撰著的意圖是不滿意徐彥為《公羊傳》何休注所作的疏，故從頭作箋包養網單次。王闿運并未能把握公羊學說變易進化的哲理和緊密聯系政治的特點，所以其書未能擺脫經注家的舊軌。如，《公羊傳》魯隱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年齡》托新王授命于魯，故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王氏箋：“二王之后得改元，故不曰公之始年。”按，王氏《箋》所言“二王之后得改元”，“成王絀杞、廣魯”如此，從公羊學來說都是無根之論。魯隱公元年是傳、注、箋的開篇，一開始就表白與公羊家法相乖違。
又如，《公羊傳》魯長期包養隱公元年又云：“何言乎王正月？年夜一統也。”何休注：“……王者始授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全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水至于草木，莫紛歧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王氏箋：“年夜，謂推之年夜也。書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統也。不先自正，則缺乏治人，故以王正月見一統之義，而三統乃存矣。”按，比較何休注與王氏箋，兩者路數完整分歧。何休是強調“授命改制”之極其嚴重、甚至是神包養心得圣的意義，新王即位刷新政教、軌制有所變革乃是合適天理、天意的事。王氏則從訓詁角度言，解釋“年夜”是推之年夜之，由王正月可以推廣到王仲春、王三月。而授命改制的“微言年夜義”，卻在他的面前溜失落了。
廖平對晚清公羊學的感化有二重性，後期有獨到的理論建樹，后期卻矜奇多變，最后歸于荒誕不倫。廖平(1852-1932)，字季平，晚號六譯。廖平平生著書多至百種，而于清代今文經學關系最年夜、最有價值者，即在他42歲以前所著成和刊刻的《今古學考》《古學考》二書，其先主張古文為周公、今文是孔子，以后主張今文是孔子之真，古文是劉歆偽作，便是他對清代今文經學所作的貢獻。梁啟超對此曾有評論：“早歲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慨。晚節則幾于自賣其學，進退掉據矣。至乃牽合附會，摭拾六經字面上碎文只義，以比附歐美之譯語，至缺乏道。”(26)廖平“尊今抑古”的觀點直接影響了康有為，使他完整轉向今文學，隨之又著書立說。至1894年以后，兩人卻走上完整分歧的途徑。康有為以自已緊扣時代脈搏的著作，把今文學推向飛騰，并以經過改革的公羊學說作為維新變法的思惟兵器；廖平卻不顧自相牴觸，改變自已的學說，并且越變越離奇荒謬。其重要緣由是，廖平對公羊學說只是作純學術的研討，沒有繼承清中葉以來進步今文學家關心國家平易近族命運的傳統。清代今文學復振的性命力，乃在于它強烈的經世致用精力與拯救國家危亡的時代需求親密結合，廖平的學術觀點中沒有這種積極的推動力，他對于列強環伺、平易近族危機極重繁重的時代特點很是隔閡，故被學者稱為“游離于時代主流以外”。廖平專以“軌制”作為分別今古的指導思惟，實際上卻沒有掌握住今文學說的焦點。即便在其經學思惟“二變期”，當他把今文學抬得很高，斥古文經都是偽造之時，也無法把其經學思惟與時代請求聯系起來。廖平力主以“素王”說取代公羊家法的“王魯”說，其實質也懼怕從“王魯”引申出晦氣于封建統治階級的結論。他強調“以經例推之”，拘守于“《年齡》仍君天王而臣魯侯”，若“王魯”，則“《年齡》有二王”。這般立論，公羊學說必定掉往其活氣，陷于偏枯貧乏的地步。
三、雙軌并進景觀在哲理上的寶貴啟示
拓展“晚清公羊學說雙軌演進”這一課題的研討，不僅對于深化公羊學說史和清代學術的獨特內涵均具有主要的學術價值，並且對于建構當代中國歷史闡釋學體系具有主要的理論意義。公羊學的天生史是以《年齡公羊傳》為其標志，其后經過董仲舒和何休的發展，已經充足展現出其哲理的深度、創造的精力和獨特的風格。而其后千余年殆于澌滅，它到晚清竟奇跡般地“復興”，并且構成幾代學者治學路數迥異、雙軌并進的景觀，不啻為清代學壇年夜年夜減色。明天，我們以“創造性闡釋、創新性發展”為指導思惟，對于這些豐富的內涵深刻摸索和總結，無疑在理論上會年夜有收獲。至多在以下三項，我們在哲理上能獲得極為寶貴的啟示。
其一，深入認識公羊歷史闡釋學何故具有久遠包養網車馬費的性命力，其本源在于所闡釋的經典具有寶貴價值和高深的內涵，其基礎命題與平易近族的歷史走向關系極年夜，因此闡釋的結果能產生強烈的反響。《年齡公羊傳》所闡釋的是對華夏歷史文明演進標的目的關系極年夜的《年齡經》中的“微言年夜義”，強調撥亂歸正，主張“改制”、進化。年齡公羊學者視孔子是政治家，《年齡》是一部政治書，依靠了孔子的政治倫理、政管理想，是“為后王立法”。又認定歷史是變易的，社會是進化的，從短時間范圍言，可分為“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從長的歷史范圍言，可分為“據亂世”“升平世”“承平世”。時代在變易，包養意思各項軌制也要隨之相應改變，所以強調“變革”，強調“改制”。並且這些“為后王立法”“變革”“改制”的事理都是通過簡略的文字來表達，所以要究明“微言年夜義”，要掌握書中“很是異義可怪之論”，每一時代的公羊學者都應根據自已的時代感觸感染來發揮、注進新思惟，闡發新事理。這就是“公羊包養心得家法”包養軟體，它始于《公羊傳》，歷董仲舒、何休，一向貫穿到清代莊存與、劉逢祿等公羊學者。這套闡發“微言年夜義”、主張“改制”的家法，是今文公羊學派區別于重歷史故實、重名物訓詁的古文學派的實質地點，由此彰顯出其獨特的聰明和風采。
其二，深入認識公羊學家在歷史闡釋上獲得勝利的奧秘是在掌握學說精義的同時，又善于做到符合時代的需求，抓住時代的脈搏，創造性地對焦點命題加以發揮。公羊學說在西漢風行一時，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就因為董仲舒闡發的“年夜一統”“改制”“更化”的理論主張，合適漢武帝時代鞏固國家統一和興造軌制的需求，由此因緣際會，公羊學說第一次躍居時代舞臺中間，成為政治上和學術上指導思惟。到了清朝乾隆末年又達到一個主要的歷史關節點：清朝統治已由盛轉衰，時代年夜變動行將到來!此時的思惟文明界，起首急切需求在時代觀念和思維方法上從沿襲守舊、麻痺沉悶的狀態中改變過來，樹立變革、進取的觀點和為社會尋找前途、擺脫危機的任務意識。主張進化、倡導變革進取的公羊學說便成為有識之士的思惟兵器，他們鼎力發揮其“以經議政”“撥亂歸正”的威力，結合時代的感觸感染，發表“警世”的言論，並且幾代學者遞相傳承，批評的鋒芒越來越銳利。這些喚起人們從“醉夢升平”中驚醒、立志變革圖強的言論，包含：在政治上揭穿專制統治的禍害和官場風氣的惡濁。在社會觀察上揭穿封建官府、豪紳田主對平易近眾殘酷剝削，形成農平易近困苦不勝、流離掉所。在學術風尚上批評煩瑣考證學風空疏無用的嚴重弊端。至鴉片戰爭前后，以魏源為代表呼吁認識中外關系的絕後變局、跨越長期相互隔絕的鴻溝，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近代向東包養網推薦方學習的先驅。到戊戌時期，以康有為為代表，更在平易近族絕後危機推動下，將公羊三世說與學習東方平易近主共和政治學說結合起來，作為維新運動的理論綱領。這樣，從莊存與、劉逢祿開始，經過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幾代公羊學者接收了時代聰明，將公羊學說鍛形成為晚清時期極富創造活氣的哲學理論體系，無力地推動社會變革和學術的進步，因此再度風靡于世。反觀從孔廣森開始，幾代拘守文獻考證路數的學者所寫的關于公羊學的著作，他們由于不克不及掌握公羊學說中合適時代需求的思惟精華，缺少批評精力，因此使公羊學說掉往活潑的性命力，在哲理上陷于繁茂。楊向奎師長教師在《清代的今文經學》一文中批包養dcard評孔廣森、凌曙、陳立三位文獻考證派的弱點是羅列眾說、缺少斷制，舍其年夜而識其小，多低微缺乏道，確實切中其關鍵：“孔廣森實非公羊學年夜師，談‘三科’失路，論‘九旨’掉路，劉申受始續邵公之業，留意到《公羊》義法而略于典禮訓詁，此所謂‘賢者識其年夜’也。凌曙……愛好《公羊》，但改變了劉申受的學風而留意于《公羊》的禮制，多低微缺乏道，可謂‘不賢者識其小’。原《公羊》中的禮制或寓有褒貶義，但殊難發揮；‘三科九旨’之言枝葉扶疏，寓歷史變化于三世之中，蓋調停先王、后王之調和論者，在守舊的儒家學派中亦別緻可喜，影響年夜而變化多端。舍其年夜而逐其小，是凌、陳學風”(27)。
其三，為建設當代中國歷史闡釋學學科體系供給寶貴的思惟資料。近年來，推進當代中國歷史闡釋學學科體系建設問題備受學界的關注。從歷史上看，中國學者重視歷史闡釋有著非常長久的傳統，因為在人理科學的各個領域，無論是對于經典的懂得，對學者的成績或對一個時代學術的評價，或是學術的傳承，都不克不及離開“闡釋”。傳統典籍，如《周易》《詩經》《老子》等，都有包養妹值得關注的結果。而傳承最有特點、顯示出其強年夜性命力、并且對社會政治領域和學術思惟影響最為宏大的，則非公羊歷史闡釋學莫屬。明天我們要鼎力建設“中國學派”，推進當代中國歷史闡釋學學科建設就是一項意義嚴重的光榮任務，而包含晚清公羊學說雙軌演進在內的公羊學說演進史，就能為此供給寶貴的思惟史資料。
近年來這一學科建設獲得的一項惹人注視的結果，是張江連續著文論述“公共闡釋”與“強制闡釋”(28)兩個對立概念。張江的論述體現出當代中國學人的創新熱情和擔當精力，他針對百余年來東方文明界對“歷史闡釋”運用的大批結果進行“反思和批評”，確定了許多學者所具有的“驚人想像力和創造力”，同時嚴肅地指出其本質性的嚴重缺點：“引導20世紀東方主流闡釋學，構建起以反感性、反基礎、反邏各斯中間主義為總基調”，“走上一條極端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途徑”(29)。張江的文章作了提綱挈領的理論建構，他認為“強制闡釋”的基礎特征有四項，即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混亂的認識路線。“公共闡釋”是在反思和批評強制闡釋過程中提煉和標識的，其基礎特征有六項，即公共闡釋是感性闡釋、澄明性闡釋、公度性闡釋、建構性闡釋、超出性闡釋、反思性闡釋。我們詳審上述觀念即能體會到：理論的歸納綜合確實具有從具體達到抽象和綱舉目張的意義。同時又能清楚，這一理論要增強其說服人的氣力包養網推薦和發揮指導學術研討的感化，還需求與中國外鄉歷史闡釋學的生動例證結合起來。晚清公羊學說雙軌演進迥然分歧的兩種闡釋路數，恰好一正一反，證明自莊存與至康有為等學者之所以能對公羊學義理鼎力推進、表演有聲有色的場面，就在于合適“公共闡釋”的諸多特征和要領。
由《公羊傳》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到何休推進為“據亂世—升平世—承平世”，構成公羊學“張三世”的主要命題，莊存與《年齡正辭》中對此有恰當的釋讀，很合適于“公共闡釋”所指感性闡釋、公度性闡釋、建構性闡釋的請求。其論云：“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詳略之文。智不危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啟治，漸于升平，十二有象，承平以成。”(30)《公羊傳》所講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原意是，孔子修《年齡》因年月遠近分歧，所據資料詳略分歧，事務、人物與記載關系親密水平分歧，故在用辭上天然有所分歧。然則此中包括著不應將年齡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視為凝結的、呆板的整體，而應按必定的標準區分為分歧階段這一可貴的公道原因。莊存與采用了董、何的解釋，“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即何休所說因時代遠近分歧，“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故采用異辭，使之合適于人倫名分。《公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羊傳》又說：“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良知之有罪焉爾。”(31)說明孔子修《年齡》，對定、哀兩世，因與現實太近，故多忌諱，而采用委婉隱晦的筆法，讓當日國君讀了這樣的記載也無法找到痛處，斷定他有罪。但是，后人卻能包養網dcard根據他用辭的波折奧妙，往根究深切的寄意。故說：“屈信(同伸)之志，詳略之文。智不危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以上論述均明確地重申董仲舒及何休對“三世說”的解釋，甚得公羊學說之要領。
而文獻考證派學者之所以在理論上蒼白無力，陷于平淡、乾涸，就因為落進場外征用、主觀預設一類窠臼。孔廣森抹殺今古文界線，墮入嚴重的誤區，正好為“強制闡釋”與“公共闡釋”的對立供給生動的例證。孔廣森作為樸學家，對于古文今學一貫推重，甚為欣賞《左傳》那樣的重視史實的風格。他選擇了一項對本身并不適合的課題——公羊學，他認定的盡力標的目的是要糾正何休的“罅漏”，在今文、古文中求調和。所得的結果實與其愿看相反，于古文無補，于今文則混雜了公羊家法。孔廣森主張三傳等量齊觀，一樣對待：“公羊、穀梁、左丘明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詆也。”此即成為他把古文學派的家法引進今文學派的理論根據。他把折衷、彌縫作為本身著作的出發點，懼怕按漢代公羊學者的解釋而與《左傳》《穀梁》形成不合，落下被人指責的痛處，故有如下一段評論：“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全國，而博士門生因端獻諛，妄語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圣人應符，為漢制作，黜周，王魯，以《年齡》當新王如此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彼孰不自以為擇善者，詎揣量其知識之年及，匪唯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年夜掉，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往經意彌遠已。”(32)孔廣森所嚴詞指責的“重誣其師”、“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年夜掉”如此，實則都因為不滿于何休《年齡公羊解詁》而發。訓詁考據的學術路數嚴重地限制了他，故他無論若何也不克不及清楚決公羊學者借解釋《年齡》而發揮的改制之說。公羊學者講“親周，王魯，以《年齡》當新王”，是要講王者必“改制”，一個新王朝樹立起來，正朔要改，服色要改，所保存祭拜的現代帝王也要隨之改變，這一切即意味著治國軌制也要有新改變，以適應新的政權面臨的新情況。“周王室”原擁有號令全國的全權，隨著《年齡》假托以魯為新王，“周”的位置天然降落。故公羊學者講“親周、王魯、以《年齡》當新王”，三者都是指時代改變、軌制也要改變的意思。孔廣森局限于訓詁學的方式，嚴重地障礙了他，使他無法懂得問題的實質。孔廣森抹殺今古文界線，折衷、調和的種種說法，聯系到“強制闡釋”所具有的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等項特征來懂得，其錯誤的實質就加倍明顯。
由此證明，公羊學說作為具有典範意義的中國外鄉歷史闡釋學體系，確實能為建構當代中國歷史闡釋學理論供給寶貴的思惟資料。不單這般，由于公羊學說獨特的哲學內涵、歷代傑出的公羊學家理論創造精力和這一學說在漫長歷史進程中所顯示的強年夜性命力，它無疑又能為展現中華優秀文明的獨特魅力供給一個優質富礦，值得我們鼎力發掘和總結。
注釋：
①《年齡屬辭》自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年齡類，第一五八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本。
②《年齡屬辭》卷一“存策書之年夜體”。
③《年齡正辭》“內辭第三”，見《皇清經解》卷三七五至卷三八五，學海堂刻本。
④陳其泰：《清代年齡公羊學通論》，北京：華夏出書社，2018年版，第64頁。
⑤《年齡正辭》“正奉天辭第一”。
⑥《年齡正辭》“奉天辭第一”。
⑦莊存與：《年齡要旨》，《皇清經解》卷三八七，學海堂刻本。
⑧《清儒學案》卷一○九《顨軒學案》，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
⑨《年齡公羊經傳通義》，《皇清經解》卷六九○。
⑩《年齡公羊經傳通義敘》，《皇清經解》卷六九一。
(11)《論語?述而》，十三經注疏本。
(12)《孟子?離婁下》，十三經注疏本。
(13)《年齡正辭》“奉天辭第一”。
(14)《年齡正辭》“敘目”。
(15)《年齡正辭》“內辭第三”。
(16)梁啟超：《近代學風的地輿分布》，《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6、65頁。
(17)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魏源字默深，書齋號古微堂。
(18)《龔自珍合集》第一輯《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75年版，第6-7頁。
(19)《龔自珍合集》第一輯《尊隱》，第87-88頁。
(20)楊向奎：《清代的今文經學》，見《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版，第351頁。
(21)康有為號長素，又稱南海師長教師。
(22)康有為：《論語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8頁。
(23)據梁啟超所說，“師長教師著《新學偽經考》方成，吾儕分任校讎；其著《孔子改制考》及《年齡董氏學》，則發凡起例，詔吾儕分纂焉。”
(24)不久清廷即命令禁毀，1898年、1900年又兩次嚴令毀版。
(25)康有為《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序》，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
(26)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惟變遷之年夜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8頁。
(27)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第351頁。
(28)張江：《公共闡釋論綱》，《學術研討》，2017年第6期；張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29)張江：《公共闡釋論綱》，《學術研討》，2017年第6期。
(30)《年齡正辭》“奉天辭第一”。
(31)《年齡公羊傳》定公元年，《十三經注疏》本。
(32)《年齡公羊經傳通義敘》，《皇清經解》卷六九一。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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